经常有人跟我说，这个社会太不给人机会。这让我想起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也曾有这样的时光，我后来意识到这样的怨艾无济于事。我只能安慰朋友们说，不要着急，机会总是有的。实际上，我虽然也对社会有着天大的憎恨，但我并不以为那些怀才不遇者真的懂得这个社会，也真的懂得机会。

有一些不愿多说的朋友为此做棒喝状：不要问有没有机会，关键是，你做好准备了吗？甚至会做哲人状：真有才能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也能解决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好。应该说，这些话确实是有些道理的。

以我看到的时代机会而言，网络引进大陆，这么多年，成绩并不大，就是一个机会来临时不善运用的明证。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网络是一个机会，发财的机会、进入21世纪新天地的机会，我和很多朋友也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过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拓展汉语修辞空间的机会。2002年冬天，居留日本的大学者季卫东先生给我写信时，也用了类似的说法，季的原话是：“对你在《战略与管理》以及网络公共空间方面所做的开拓性贡献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这让我大有知己之伤感。因为不幸，我们的努力太过弱小，汉语言说的公共空间没有得到什么发展。那么，能出几个人也行啊。但任不寐、杨支柱、范亚峰、王怡、林国荣、陈永苗、楚望台……浮出水面的朋友屈指可数。我记得李朝晖先生曾经哀叹说，网络这么多年，看来八九一代和七十年代人也就这么多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中国人渴求自由，但还未学会如何运用自由，还不会自由地表达。

伊拉克人在兵荒马乱时去抢劫他们的博物馆，我对朋友说，不要嘲笑人家，我们也在抢劫，我们利用网络这样的玩具去作践汉语，我们没有以自己的努力去弘扬汉语，兴废继绝，由孔子、司马迁、李杜、曹雪芹、鲁迅等人荣耀过的语言在我们手里不再能安慰人心。对我们自身的人生和社会处境，外人看不出来，我们说不出来，又能怨谁呢？2000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们曾梳理中国人当年创造出的新词，也就百十来个而已，而且大部是政府制造的。十几亿的人民使用的多是政府制造而非人民制造、而非自己和同胞出于创造性的生命冲动所发明发现的词语，实在是可怜的。

这个玩具很快被政权征用，我们得在大家长、“老大哥”的看管下（尽管它有时候以法律法规的名义出现）游戏了。词语同化统一的趋势有增无减。即使博客时代来临，每一个人自成平台地发言，但是佚名化的现象仍极为严重。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但发言很少实现了汉语的正当有效，于是，尽管众神喧哗，但有着“独立政府”般的中国人格是少而又少的，有着国家层面的文明人格是少而又少的。我爱说，上帝无言，百鬼狰狞。黄钟毁弃，瓦釡雷鸣。

那些从网中退而不结网的人，那些从博客里删除自己不结博爱善缘的人，他们对网络和博客的厌倦嫌恶诚然可以理解，但他们就此能守着自己的清白吗？他们沉默就能保守自己天大的才华学识吗？他们的才华遇到什么样的机会、自由才能施展呢？说说吧，你们有什么可以说说的？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有一句哲学式的残酷话语，叫不说就等于没有。是的，一些人终其一生没说，他们的存在确实等于没有过。

夫子明戏人类跟自由机会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他有那有名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他对弟子们说：“如或尔知，则何有哉？” 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你们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一点就不说了）。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如果有人知道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你们能说出什么呢？对这个世界你们又能给出什么呢？

由异族发明的网络玩具也是如此，它就像夫子一样包容、亲切、循循善诱，希望我们各言其志，自我成就。但我们相当多的人在其中冲浪多年，仍戴着面具，仍无民胞物与之情，仍无责任意识和人生审美趣味，以至于“肉食者”有借口敌视网络民意，以至于仁人志士在时代的危机关头不能如尼克松那样求助于“沉默的大多数”。

怨谁呢？是报应，还是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