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20年了，开眼的机会并不多，但今年却实在地长了见识。记得民初时有洋鬼子喜欢北京，喜欢那时多风沙的天气、古旧的城墙、时不时玩枪战游戏的军阀、驯良的百姓……心里对此一直有一种文明的屈辱感。来北京多年，风沙天气也见了不少，但并不像“旧社会印象”那么不堪忍受。我的印象就是，春秋天气，风沙重时，黄昏时分，从户外看楼房里的日光灯，灯光是蓝莹莹的。

没想到一夜醒来进入了梦幻一般的“黄金世界”。“天地间是一层薄薄的黄砂，地面、车顶、树叶上都黄得可爱，估计古代的皇帝出巡以黄土铺地也不会铺得如此均匀，细薄如纱，但实在是可怕。”我给朋友的信中这么说。有一句经典语言，“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但是，我现在就在这“黄金世界”里了。

晚上就看到了很多关于“北京人民喜迎沙尘暴”的消息，“满城尽戴黄金甲”的说法儿也多种多样。看了很多议论，那么多的嘲笑、讽刺、大痛，最触动我的就是一个人感叹说：“民心已死。”

我想起前年夏天的“雨塞”天气，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使得北京城的交通瘫痪；那时人们似乎还没有今天这么漠然。我还想起四五年前的一场大雪，北京城也瘫痪了一天之久。“雪堵北京”虽然使人们议论起北京的交通预警机制，但更多地是使很多人体验了跟自然相撞的酸甜苦辣。我还记得当天晚上六点坐上出租，十点半到岳父母家吃晚饭的情景——平时只要二十来分钟的路程。我在出租车里，听司机议论北京的交通低能，也接到几个电话，说是堵在哪里，感觉交通管理和设置太不合理的事。我们做战略研究时，感慨最深的也是，中国人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束手无策，只会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

当天深夜里，我接到一专家的电话，说是赶着写了一篇如何解决北京交通问题的文章，要我找晚报或北青报发表。我发愁地说，我跟他们不熟啊。专家自顾自地在电话里讲他的方案。我顺势接口说，是啊，我们交通差的原因是我们的底子薄。因为我一下子想到了北京人均道路面积24平方，日本98平方，美国490多平方一类的数据；我也想到北京居民居住面积和交通道路面积只占建城区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多，而在发达社会，这个数字应该是三分之二以上才合理，我们的建城区面积多给了部委机关、部队大院等部门。但专家说，我说的全是放屁的废话，我说的是战略问题，战术层面，交通拥堵仍是有办法缓解的。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了半天禁止左行、只准直行和右行的好处，又比较了城市交通环状结构和放射状结构的不同功能，北京东西动脉跟南北交通的不协调等问题，听得我头晕脑胀。总之，大雪堵塞北京把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了，他的方案会有人重视的，他是希望尽自己一份力的。专家对我的要求就是我给他找一家媒体发表，他以为我还拥有在《战略与管理》时的威信呢。我苦笑着对专家说：“老兄啊，我不做大哥已经很久了。”

这些事都恍若昨日。想到当时人们那种家园感、城市的归宿感，以及现在的淡漠，仿佛又恍若隔世。雪堵、雨塞、沙暴，这样的天象示警，在传统文明里，早应该下罪己诏了啊。可是在转型社会里，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人们经常说，现代社会的要义在于，民众要驯服官吏，民众要能够对官吏呼来喝去，但现在的情形远未达到，甚至较之传统更劣，在我们的社会里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玉食……

看到官员两手一摊状，说什么“境外源”使得沙尘暴不可能根治，我就想到日本人的抱怨。七年前到日本时，日人埋怨我们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使得黄沙飘洋过海，污染了他们的国土。日方说，他们几十年来的对华无息贷款、低息贷款、无偿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等等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我们的资金和技术使用方向很成问题，我们并不在意自己的环境；他们的选民已经在抱怨了，说是可以给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应该敦促中国治理北方的自然环境。

我当时还以为日人扯谎，我们的黄土怎么可能跑到那里去？今天的北京让我明白，只要跟中国二字沾边，一切不可能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