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次游北京红螺寺的经历。第一次是跟王康、何家栋、刘力群等人一起游览，高人雅士云集，印象颇好，像刘力群这样的无双国士，见每一处景，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来龙去脉，着实让人佩服；而王康从重庆赶来，难得有心休闲，也驻思流连于此。他们在山间寺庙里走动，似乎其人的重要盖过了名胜、古迹、风景。——很久以后，精于相术的林涛在我家里翻照片，翻出我们在红螺寺的合影，指着王康的头像问：“此公是谁？神而明了。”

我第二次是跟几个警察去的，游寺变成爬山的健身活动。当时游客稀少，我们完全把这座京北的千年古刹当作公园了。真是罪过。

上周又一次去红螺寺，跟几个朋友一起，因为周末，游人格外多。我来到山门前，牌楼上的楹联似乎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三重绝景两妙红螺几处山林留胜迹两代祖师一方净土千年寺宇映新辉”还有一幅对联：一脉珠泉参妙谛，两峰螺岫证如来。几乎无须看即诵出了。当然，我的记忆已经不好了，但我仍然满意自己对这些自家语言的把握。

我不满意的是，我多次游览寺庙，很少看到有游人记东西的。有时候看到一二游人在猜读楹联字句——是的，中国人一直停留在识字的阶段；但极少看到有人掏笔记下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似乎大家都老成得可以，不必“每事问”了。但我听到关于国人最经典的旅游段子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见景就照，问啥啥都不知道。

海外的杜维明说，我们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令人担忧。他说我们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我们不重视精神价值。如果把一些中文的报纸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报纸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报纸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评论的水平要比中文报纸高得多。日本的报纸每天都有文化评论，都有深刻的社会反思。杜维明说，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报纸，讨论最多的是娱乐、电影明星，而且报纸做得非常花哨。如果剔出报纸里面的娱乐、歌星明星、还有那些没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新闻，跟文化有关系的讨论就非常非常少了。

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纷纷衰败之时，我们就完全成了无根的人，成了没有家教之人。我们对自己和他人也失去了信心，我们守着金矿讨饭吃。我在山西王家大院参观时，一进门即后悔没带笔记本。我只记下了十多幅对联，那些对联，合起来，正是一种整体的家教：关于立身处世的道理，达观、自信、勤勉……但是，同样地，我没看到多少人记东西，人们都把这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当作了到此一游的风景。

记得到日本参观的时候，李书磊要求主人多带我们看看他们的“文化财”，结果我们几乎整天被人领着看他们的寺庙、历史名胜，我们一致得出结论：我们看到了有日本特色的中国文化。但是，这还不是印象最深的，最深的是，我们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学生、年青人、老年人呈现不同的参观状态，学生们是急匆匆的，他们把纸笔都捏在手上，随到随记；年青人是赏析式的，分享式的；老年人是悠闲的，吃透的。那些学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好学的善于吸收的学生终究要长大成人。今天的日本确实走出中国和现代欧洲的阴影，自成大国了。中国曾引以骄傲的对东亚地区的罗致协同能力，今天衰败得惨不忍睹；在东亚的千年历史上，似乎一直天无二日，但今天四小虎也好、雁阵模式也好，都让大陆帝国的荣誉扫地。它的使命似乎终结，只是它走向何方，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