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一位主任助理关于食品安全的话成了众矢之的。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及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时，他说要考虑国情，除了保护自己的健康外，同时还要促进整个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都拿欧盟的标准来要求北京空气质量的话，那天天都不合格。”

微博上不少人炮轰这位主任助理，认为他为伪劣产品张目、罔顾食品安全，我却认为他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公务员。有道理的话不一定受用，要在口头上讨好民意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这位主任助理大可以说，我们要制定全球最安全最严格的食品标准，要严厉惩处不符合标准的企业，要坚决维护消费者权益。人们爱听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却忽视高标准的实际成本。

市场对商品质量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也不断变化着。有人需要锦衣玉食，有人但求三餐一宿。即便同一种食材，因产地、级别等不同，价格可以差别几倍甚至数十倍。市场因人不同需求而细分，就奶粉来说，有全脂、脱脂、低脂肪、高钙、低钙等等类别，还有因地区、年龄、体制而不同的配方。也就是说，其实竞争可以促进市场细分，形成自发的行业标准。

官方标准一般情况下也是参考市场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但如果为了迎合民意抬高标准，市场信号会受到严重干预，甚至增加了事故的可能性。这不是耸人听闻，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其原因就在于牛奶检测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定得过高，而我国奶牛养殖业多是小规模散养户，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稳定。农户们为了达到标准想方设法提高蛋白质含量，最后导致添加俗称为“蛋白精”的三聚氰胺。

而2010年国家实行新的《生鲜乳收购标准》，把每100克生乳蛋白质含量下限从2.95克降到2.80克，菌落总数上限已改为每毫升200万个，可以说，这是一种纠错行为，纠正以前不切实际的标准。但“全球最差标准”、“世界乳业之耻”、“不如白开水”的激烈批评铺天盖地。

民众和媒体似乎有种画饼充饥的癖好，认为标准高了，市场产品质量就会提高，而降低标准则是鼓励劣质产品盛行。要知道可没什么标准规定一碗鲜虾云吞里鲜虾的数量、大小和质量，这样是否就等于鼓励商家选用劣质虾制作云吞呢？那样做他们很快会被市场抛弃，因为消费者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实际情况是商家总在千方百计提高质量希望赢得顾客青睐，一次意外质量事故在众口相传之下足可以导致门庭冷落。

标准的管制其实是价格管制的一种模式，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提高标准等于是要求商品降价。价格管制之下，人们的支出不会减少，只不过是通过其他代价来弥补，排队、关系、权力大行其道。同理，标准要求过高的最大用处，是增加了官员寻租的空间，促进了所谓“潜规则”的盛行。

很简单的道理，既然大多数商品难达到标准，大家都是违规者，那么企业的生杀大权就掌握在官员手上了，他可以名正言顺走进任何一家企业进行查处。故此，大多数潜规则的盛行，一般是既有规则不合理的结果。过高的标准要求，其实是鼓励企业耗费更多财力在贿赂官员而非质量改进之上了。

这点不妨看看孔子评论子贡和子路做好事的极具智慧的话。《吕氏春秋》记载，子贡在国外赎回了自己的同胞，不愿去领取应得的报酬，孔子反而批评他，说你这样开了个不好的头，其他人以后也不敢领取报酬，但同时也不愿意赎回同胞了。而子路救了溺水者，对方送了一头牛给他作为酬谢，子路坦然受之，孔子听了很高兴，说以后见了溺水者谁都会去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