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有关收入分配的话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有两会代表表示，由于近年来物价波动较大，收入跑不赢CPI，我国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调整一次的标准太低，因此应加紧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CPI的联动机制。而发改委及人社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将会推进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联系到更早些时候政府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有人为此振奋不已。他们的逻辑和这位代表观点近似，认为最低工资是工人权益的保障。愿景或是美好的，然而实际中很可能会事与愿违。

春节前一位朋友跟我谈到他所在企业情况，过去一年因为内外环境的改善，企业薄有盈余，加上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因此资方准备春节之后全面提高计时及计件工资。然而前几天碰到他，才得知他们单位的加薪计划被搁置了。

原因很简单，是年后最低工资又调整了。广东省政府颁发通知，各地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2013年5月1日起进行相应调整, 平均增幅高达19.1%。

有人觉得困惑，认为工人收入一般不会低过最低工资，不明白调整最低工资为何会影响到企业加薪计划。要知道，提高最低工资也意味着提高包含社保医保等在内的俗称“五险一金”的计算基数，企业除了直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之外，还要购买五险一金，如今这笔费用增加了不少，但没流到工人那里去。

原本的加薪计划因这笔额外支出戛然而止，这个现实中的真实案例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企业出不起钱，人员就会慢慢流失。企业主动加薪，并非是善心大发，而是市场竞争的压力。最低工资制度也并不能保护工人，增加他们的收入。相反，更多情况之下它会成为低收入者上进的障碍。

以前的手工业兴盛，有人如果想入行做学徒，一般既要有介绍人，还要与师傅订立契约。前三年内一般没有工钱，在帮忙打杂之余学一点基本功。再用几年时间如果师傅觉得“孺子可教”才会倾囊相授，掌握一门手艺。现在一些行业，比如理发店也有类似安排。学徒工资很少甚至没有，学几年出师，得以自立。如果硬要师傅至少要按照最低工资支付学徒工资，那就没人愿意招收这些没技术的人了。或者师傅要先收取一笔拜师学艺费，然而，学徒的资质、师傅的水平都需要互相考验，这样做纯粹是增加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经济学家里头尽管也会存在如同保罗·克鲁格曼那样为奥巴马政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叫好的，但大多数人对它的负面作用还是有共识的。2008年前后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穆里根（Casey B.Mulligan）观察发现，经济衰退期间社会上兼职工作者越来越多。但由于联邦政府2009年7月起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从8月开始，兼职工作者增长的趋势开始反转。“劳动力市场的衰退问题是很明显的，它显示了一个最低工资法律的构想错误和没有必要，它可能只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失业大军中来。” 穆里根教授如是说。

两会代表呼吁的最低工资和CPI联动的做法，其实也是来自西方。如美国不少公司和员工签订的雇佣合同就会包含“生活指数调整”的条款，保证收入能够跟随通胀自动上调。另外美国政府也有规定，第1等至第15等公务员的工资额随物价指数的变动自动调整，以保证公职人员的实际工资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这让国人艳羡的法规，其实是埋下了隐患的。

经济环境较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GDP年年增长，即便没类似规定，工人收入也会在市场竞争之下增加。然而，当经济环境发生扭转时，这种机制却杜绝了收入向下调整的可能。企业只能减少招聘甚至大幅裁员，政府在福利主义政策主导下，财政赤字也只会大增。 美国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明白到其实“殷鉴不远”，最低工资听起来很美，但仅此而已。我们的法规更应关注的是如何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那样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会从中受益。（原发接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