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红的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童年时代的后花园里度过的。在这座花园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年幼时的萧红徜徉于这座花园里和疼爱她的祖父一起劳动、玩耍，无忧无虑地成长着。有一次她突发奇想，给祖父的草帽上插上一排玫瑰花。祖父闻到花香，以为是今年的雨水多，玫瑰花才特别香。当祖父戴着插满玫瑰花的帽子回到屋里的时候，一家人都笑了起来，祖父摘下帽子后也笑了。这段记忆多年以后被身在香港的萧红写进了她的小说《呼兰河传》里。不过童年时的萧红不会想到她的一生也如同插向祖父草帽的玫瑰花一样，鲜艳夺目，却又荆棘丛生。属于她的欢乐时光实在太短太短。她的一生就宛如一杯清茶，散发出的是芳香，而内心却一直泡在苦水里。

  萧红出生的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按那时的观念，出生于屈原的祭日并非吉兆，因此把她的生日也改成了六月初六。因为封建大家庭的重男轻女，以及出生的不合时宜，使他从小便缺乏亲情的温暖。在她的童年里既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唯一温暖的亲情是来自她的祖父。她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这样写道：“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然而即使在童年时代萧红不快乐的日子也更多，父亲的乖戾常常使她生活在压抑之中，而她慈祥的祖父总是安慰她说：“快快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然而长大后的萧红并没有好起来，接踵而来的都是苦难与忧伤。在通往温暖和爱的路上，她一路受伤，一路挣扎，最终也没有追求到。

  萧红曾在《呼兰河传》中写道：“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也没有人问它。”这句话似乎在预示着自己那几段无果的爱情，长大后她遇到的几个男人，都像是一朵朵谎花，没有任何的结果。

  女孩长大了总要寻找自己的爱情，而寻找的结果无非有两种：甜蜜或苦涩。很不幸的是萧红的爱情却总属于后者。萧红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是她的远房表哥陆振舜。当时19岁的萧红已同当地的一个望族之子汪恩甲订婚多年，但读了很多中外名著的她不安心于这样机械的日子，她渴望着外面的世界，渴望着去北平读书。于是她第一次离家出走，到北平投奔这位远房表哥，也终于实现了到北平读书的愿望。然而同表哥的朝夕相处使得两人日久生情，当时陆振舜已是有妇之夫。都有婚约的两人在一起的消息很快传入了呼兰小城。在当时萧红的举动可谓惊世骇俗，可以想象她的封建大家庭会有多么震怒，于是切断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来源。而两人在重压下也有了裂痕，最终两人相看两厌，各回各家。萧红便如此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初恋。

  萧红遇到的第二个男人是她的未婚夫汪恩甲。之所以说他是第二个是因为萧红对他并无感情，尽管14岁就与他订婚，但完全是封建家庭的一手包办。汪恩甲是个懦弱自私的男人，萧红出走之后他也迫于家庭压力同萧红解除了婚约。回到家的萧红处境更为艰难，完全成了被囚在笼中的鸟，而且最疼爱她的祖父也已去世，使得她对于家已经没有了一丝留恋，于是她又一次离家出走，而这一次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离家后的萧红再次来到哈尔滨，不久未婚夫汪恩甲也追来，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而后萧红再一次去了北平，汪恩甲也追到北平把她找了回来。其实汪恩甲也并非不爱萧红，但他毕竟是纨绔子弟，缺乏作为男人的担当，又坐吃山空，染上吸大烟的恶习，最终在欠了旅馆一大笔钱，萧红又怀了他的孩子之后一走了之，把萧红一个人撇在了旅店。不过萧红也因此结识了他生命中的三个男人萧军，并在他的影响下走上文坛，所以没有汪恩甲的绝情，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才女作家了。

  萧红的第三个男人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萧军是在偶然中结识的。被撇在东兴顺旅店的萧红怀着七个月的身孕，欠着旅店老板的巨款，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写信给《国际协报》文艺副刊求助，副刊主编裴馨园及时帮助了她，后来让在副刊工作的箫军带一封信给她，于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二箫”第一次见面，并一见如故。

  1932年，哈尔滨发生了特大洪水，萧红被洪水围困在旅店，危急时刻，萧军划着一艘小船赶来，将她救出旅店。于是从此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六年的时光。他们从哈尔滨到青岛、到上海、到武汉、到临汾，最终在西安分手。最艰苦的日子里两人一起熬过，相濡以沫，携手闯荡文坛，并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帮助。然而当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这对患难情侣却裂痕不断，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使他暴躁易怒，乃至对萧红动用家暴。而且在感情上萧军也两次出轨，使得萧红终于忍无可忍。而此时的萧红也不是当初被困在东兴顺旅馆里走投无路的时候了，她的名气和影响力已经远在萧军之上，于是萧红便毅然和箫军分道扬镳，尽管此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接下来她遇到的就是陪她走完余生的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和萧军是截然相反的性格，不知道是否是萧红受够了萧军的暴躁才找到的他。和萧军比起来，端木更像个文弱书生，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萧红很难说有多爱端木，他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又适当的出现，填补了萧红那段感情的空白。于是想稳定下来的萧红与他举行了婚礼，这也是萧红唯一的一次婚姻。在婚礼上萧红说：“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被萧红朋友圈里的人看好，因为萧红的朋友基本也是箫军的朋友，而端木挤进了“二箫”的世界，因此几乎萧红所有的朋友都对端木充满着敌意。在他们的笔下，端木是个玩世不恭的男人，他甚至嘲笑过萧红写的作品。而后适逢乱世，端木又在武汉和香港两次撇下萧红。尽管根据后来的记述也是事出有因，但在萧红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并未陪在萧红身边，让萧红对他很失望，也让他的负面形象根深蒂固了。

  最终萧红在香港因为庸医误诊以及日军入侵的混乱中凄然离世。最后四十多天里陪在他身边的是个叫骆宾基的小伙子。他的出现让萧红感受到了人间最后一丝的温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又想到了萧军，那个拯救了她又背叛了她，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她幻想着萧军依然会划着一艘小船漂洋过海来救她，然而却再也不可能了。萧红感激骆宾基的照顾，将《呼兰河传》的版权给了他以示报答。萧红逝世后骆宾基写了《萧红小传》以示怀念，这是众多萧红传记中的第一本。端木蕻良最后也出现在萧红面前，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萧红走后，无限悲痛中的端木剪下了萧红的一缕青丝，之后一直保存在他身边。

  萧红的这缕青丝也如同萧红的漂泊一样，辗转各地，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又回到她魂牵梦系的故乡。家乡人民在她小时经常游玩的公园内建立了一处青丝冢。少小离家的萧红，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故乡怎不令人唏嘘！她短短的一生从呼兰到哈尔滨，再到北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从16岁开始她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到两年以上，像一直不知疲倦的鸟儿一样飞来飞去。历经饥饿、战乱、流亡、失学、失恋、失子，最终在病痛与孤寂中过早离世。然而她却一直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在颠沛流离的十年里为后世留下一百多万字的优秀文学作品。她的两部代表作分别由鲁迅和茅盾做序，没有第二个作家能有这样的殊荣。其中《生死场》是第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甫一问世便震动文坛，被鲁迅誉为“力透纸背”。而《呼兰河传》以其独特的结构，优美的文笔为历代读者喜爱。被茅盾誉为“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除此之外，她还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体裁的作品，都堪称经典，其中《回忆鲁迅先生》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鲁迅先生生活的点滴，被认为是回忆鲁迅文章里最好的一篇。她最早的作品是诗歌，因此她本质上是个女诗人，因此无论是什么体裁的作品，到了她的笔下都充满着诗意的美。也有人认为她的作品如同一朵野花一样朴实无华，却散发着芬芳。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生始终在关注着这个多难的国家和在最底层挣扎的人民，她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爱国情操和对底层众生的悲悯情怀在当时的女作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她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受过专业的学习，甚至没有阅读过太多的作品，因此她有如此大的成就只能用天才来解释。可惜的是天才也可以理解为“天妒英才”，她在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如流星般猝然坠落是她最大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坛最大的损失。1936年秋天，她在日本给萧军寄了一封信，其中写道：“窗上洒满着日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度过的。”

  萧红在当时喊出这是自己的“黄金时代'是多么豪情，然而又说是在"笼子里的黄金时代"又是多么忧伤。而最终也证明萧红预见的准确，的确属于她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却又戛然而止，只留下让后世感叹的悲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写下了“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最后的呐喊，锥心泣血，让后世读者无不动容。但属于她的黄金时代却没有消失，她留下了不朽的作品，留下了一段传奇人生。她的一生正如印度诗哲泰戈尔那句经典的小诗：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感谢不敢枉言博乐和新浪草根名博团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