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冯翔在家中自缢了，我今天搜索了很多关于冯祥的消息，包括他的个人网页，读着那些他曾经一个个敲打下来的文字，心里异常的沉重。

都以为经历了那场大的灾难，虽然还留有很多的痛，但是一切正在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进行着修复，人们正在慢慢走出来。可是事情的结果告诉大家，很多人都错了，不知还有多少人正像冯祥一样，仍然沉浸在痛苦的海洋里，从没有离开过。都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对于汶川、北川人来说可能真的很难。

上面的那张照片是从冯翔博客中的签名档照片荡下来的，他紧紧抱着爱子，照片旁写着：“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我而言，你却是我的整个世界。爱子啊，当思念的泪水点燃，你的脚步早已走远;当今生已经阴阳相隔，我期待着来生重逢的情缘；思念你啊，我的爱子，在无数的清晨和夜晚。”

冯祥的博客里流露出他绝世的悲观情绪，最后一篇博文留于昨天凌晨0点53分，名为《很多假如》，文中以排比的形式，8次提到“假如，某一天，我死了……”分别嘱咐了父母、妻子、哥哥和朋友们，博文语气悲伤。在这篇最后的博文中，冯翔两次提到已故的儿子，他在博文中写道：“假如，某一天，我死了，儿子，那是我最幸福的事，我会让你妈妈，把我的骨灰，撒在曲山小学的皂角树下，爸爸将永远地陪着你，不弃不离……”“儿子，你离开了，爸爸没有了未来，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憧憬，与您相聚，是爸爸最大的快乐……”

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中，逝前的冯翔给人的感觉是和气平静，即便是在说已经故去的儿子，也是和气平静的。冯翔告诉记者，自己的儿子也在地震中被掩埋，至今未见到尸体，但是他不会去寻找了，儿子已经安静地去了。他说，如果我们都去找孩子了，老是想着过去，重建怎么办，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后来与冯翔熟悉了后，才慢慢体会到他心中的痛，那种不愿在别人面前流露出的痛，他告诉记者，我怎么不想儿子呢，我只能偷偷流泪，不能让别人看到。

对于这次冯翔的自杀，对于他最后留下来的文章，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去讨论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自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经历了大灾难之后，冯祥的心理的创伤并没有得以修复。

我有两点想法，第一个，在经历了那么大的伤痛之后，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人民都在密切的关注着灾区的一切，人们关注着来自灾区的每一个消息。所以，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媒体也在尽自己所能的去看望慰问灾区的群众，并且把在灾区看到的一切传递给关注它的人们，但是我们关注到了很多面上的东西，却缺少了很多对于点上的关注，缺少了一些对人的本性上的关注。

作为每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普通群众还是作为一个领导，他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无论他正在从事着什么工作，他最根本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的受伤的人。冯祥的哥哥冯飞说，作为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震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各方领导及各路记者，陪同他们进入北川老县城视察、采访，一路还得为客人讲解：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在这里有多少人遇难，当时如何抢救……一遍遍讲述，一遍遍重复，他内心的伤口也一次次被撕开。而且，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极其繁重，周末加班是常事，超负荷的工作早已让他身心俱疲。试问谁可以在超负荷的工作同时，还能承受这样被别人一遍遍的揭开伤口的痛？虽然是领导干部但他更是一个正在悄悄忍受心灵巨大伤痛的人。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在承担着多种的角色，我们在关注一个人的同时，恰恰有时候会遗忘了他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角色。地震发生后，范美中在凤凰卫视曾经有一期节目，同时请来的嘉宾还有评论员郭松民，那期节目之后，有了范跑跑和郭跳跳之说，其实在关注范美中教师身份的同时，我觉得很多人忘记了他的另一个角色，他同样是一个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同样需要被关心关爱，同样需要有工作的权利。我所说对于灾区群众的人性关怀也是基于这个角色的角度。而在冯翔身上，他除了是宣传干部、兄弟、儿子、丈夫种种角色之外，重要的是他还曾是一个痛苦的父亲、一个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更多的人或许只看到了社会公众赋予它的角色，宣传干部。而这个角色在那种情况下赋予他的责任和压力非亲身经历恐怕难以设想。

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博曾经介绍过，他在与29位地震中丧亲的北川官员的接触中发现，这些官员压力大于普通群众，原因是因为他们既是灾民，往往又要承受着当地群众的不满，还不能在群众面前表现出伤心，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没有释放的方式和渠道。所以对于灾区公职人员的心理问题，我觉得一定要有足够的重视，因为对于普通群众，他们的心理健康或者不健康，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会相当大。

第二，对于灾区的心理援建，全国两会我在北京期采访间也做过关注。灾难发生之后，许多人经历了汶川地震那样的生离死别，无论你是不是灾民，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硬汉，心里的阴影和创痛都可能要伴随终身。而万一自杀潮蔓延开来，后果非常可怕。灾区重建的社会心理将会崩溃，那将给灾区的重建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造成难以想象的冲击。所以心理救援与抚慰工作不能有丝毫间断或空白。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教授曾提出灾区的心理援助要持续20年。史占彪表示，中科院心理所目前在北川有20多名专家，并建立了多个心理研究室，但还是感觉人手严重不足，史占彪表示，马上就要到地震周年了，这是一个高危期，应及时对灾区干部和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以渡过高危期。

其实心理救援不单单是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事，需要社会全方位的帮助。而“预防自杀”是灾区心理援助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它需要党政、新闻、医学、教育、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的领导、专家、企业家、志愿者共同参与。

同时这项工作有着严格要求，大多数人都知道很重要，但一般人总以为是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纾解、让他们释放压力，其实远不止，灾后心理辅导需要国家经费、需要全社会的资金和物资的支持，心理援助机构和人员也需要统一协调部署，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比起经济方面的补救，要更持久更艰巨更重要，

原则上，进行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应该是受过训练的，至少大学里是学习过心理学或受过三级心理咨询师以上的培训，一些复杂的问题可能要更专业的人来做。对那些没有心理学学科背景的志愿者，只凭热情，也许只会添乱了，它是一个专业的、长期的工作。

又一位北川人---冯翔走了，这并非一个个案，灾难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离开我们，它仍在以另外的方式不断呈现给所有人，居高临下以蔑视的眼光看着脆弱的人们，继续提醒人们它曾经来过。

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的提醒，我们也不能再有这样的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