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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人大硕士、环境科学的工作者，刚刚做了父亲的年轻学者雷洋之死刷爆了朋友圈。

雷洋死的那一天，正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而警方的报告声称，雷洋在当晚20点左右在一个足疗店“嫖娼”被抓，雷洋极力反抗，并试图跳车，被警方的“强制约束措施”治服，后在派出所突发心脏病，被送至医院，终至不治。使得这一切有了一种宿命的感觉。

雷洋，湖南澧县人，系中国人民大学2005级环境学院的本科及硕士研究生，目前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2012年毕业后，雷洋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曾参与多个工业园规划，生态文明规划，污染物处理规划和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知名环境保护期刊《环境保护》《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上面都发表过论文，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中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据网友深挖，雷洋的朋友圈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从来不关心政治，政治似乎离雷洋很远。按照时下的标准来说，雷洋是个标准的白领家庭。这个湖南山村出来的青年才俊，通过自己的奋斗，考上名牌大学，又能留在帝都，有房有车，有美丽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有良好远大的前程。这一切怎么看都是“中国梦”的代表。

可是，透过雷洋之死，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中国梦”难道仅仅是有房有车，有个好工作吗？“中国梦”是否也应该包括法治的进步？

今天，我们先不去讨论，雷洋“嫖娼”的罪名是否成立，以及雷洋是20点离开家去机场，还是像他家人说的那样21点离开的家庭？这些，我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会逐步揭开，当然这种调查必须是有家属参与，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而不是只听警方的一面之词。

我想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青年才俊的离奇死亡，能否换来中国的法制进步？

第一，根据现有的资料，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强制约束措施”？警方需要说明，使用了哪些“强制约束措施”？这些“强制约束措施”是否是适当的？根据中国目前普通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家属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家属看见雷洋的身体上面有淤青，嘴角还有血迹。

昨天在朋友圈，有一个警界朋友说，刑讯逼供是普遍现象！刑讯逼供是中国司法领域最恶劣，最无人性和人权的行径，是中国所有冤案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根源！而且，体制一直在默许刑讯逼供，有些地方甚至是提倡赞许！

当年的孙志刚案件，当局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所以孙志刚之死，换来的是中国的法治进步，也算是没有白死，孙志刚案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想，今天人大硕士雷洋之死，能否也能换来中国的法制进步，坚决彻底的取消刑讯逼供，用一套严格的制度拒绝刑讯逼供呢？哪怕前进一点点，都是值得的。

第二，关于“嫖娼”的非罪化。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嫖娼”和“被嫖娼”的事件，在中国的语境里，“嫖娼”一定不是好人，好人就该死，一旦有了这种思维，是非常可拍的。而且“被嫖娼”为公民的污名化开启了绿灯，无论什么人，一旦贴上“嫖娼”的标签，那就百口莫辩，必然会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了。

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嫖娼是非罪的，嫖娼属于私德，对于家庭妻子来讲，当然有违婚姻的承诺，但是嫖娼不属于公共道德的范畴，更不应该刑事化。

我们假设，仅仅是假如，雷洋确有在足疗店的不当行为，恰好被警方的行动所察觉。作为名校毕业的年轻学者，此时会做什么反应的？一定会极力反抗，况且当时警方身着便衣，真假难辨。

也许当时他已经蒙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他只知道，一旦“嫖娼”罪名成立，警方作出治安拘留处理，且不说他的脸面往哪里搁？就凭有过刑事方面的不良记录，雷洋很可能会失去工作，身败名裂，多少年的奋斗将毁于一旦，更不用说，如何向刚刚生了女儿的妻子交代？

在这种情况下，雷洋的反抗和逃脱是必然的，因为“嫖娼”的代价太大了。根据现代司法的原则，惩罚应该与罪行处在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不应该无限夸大，嫌疑人考虑到无法承受的成本，有可能会铤而走险，冒险逃脱。

在目前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可能“嫖娼”的非罪化是比较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的立法者是否应该本着惩罚与行为一致的原则，适当做一些调整？比如，只做罚款处理，不再拘留，或者是在立法层面给予行为者隐私的某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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