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开庭的时间确定为1934年8月30日。

令人唏嘘的是，《闲话扬州》风波事隔不过七十余年，对于事件的诸多细节竟然有了不同的版本。有的还是同时代的人叙述，“亲历亲为”，言之凿凿。关于两次开庭易君左是否到庭问题，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人说只有一次到庭，有人说二次都到庭。有人说第一次未到，有人说第二次未到。有人说两次都到了。

易君左在其六十年代的回忆录里说：“发生了一件案子，不是笔墨官司，而是真官司，我上过法庭二次，那就是‘闲话扬州’事件”，“我生平只上了三次法庭，两次为着闲话扬州事件”。根据当事人的回忆，1934年江苏地方法院两次开庭易君左均已到庭大约是不会错的。

关于第二次开庭之详情，易君左在其回忆录里轻描淡写，极为简略。究竟是为回避自己法庭之窘状还是具有不为人所知的苦衷不便多说？倒是同时代的扬州人李为扬说“我很关心第二次开庭的情况，便问起他。包怡之告诉我说：第二次开庭，易君左到庭了，神情很沮丧。听说易君左原来还想犟着不到庭，有人提醒他：再不到庭，扬州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若要息事宁人，就要给扬州人一点面子。弄成僵局，更难挽回；这样他才来的。这次开庭，扬州方面没有象第一次那样大张旗鼓地整队人开来了。还是由郭坚忍作了长篇发言，易君左愁眉苦脸地听着。他并没有作任何有力的申辩，只是聊聊说了几句解释的话。然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候裁决。”

考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从来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围绕在《闲话扬州》事件背后的政治角力始终在左右局势的发展。尽管易君左的回忆录语焉不详、意犹未尽，我们还是能在其中看出些许端倪。易在其回忆录里说：“最后试行和解。原告便恭请了当时最有名望的同乡人物王柏龄出来主持调停工作。我们都知道，柏龄先生与党国有很深的渊源，他一出来作排难解纷的鲁仲连，我自然乐于接受。”

毫无疑问的是，第二次开庭相对低调，并且最后是以调解做结的，而调解的关键人物看来是“广陵王”王柏龄无疑。

在第一次开庭以后，《闲话扬州》风波已经震动全国，时任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已经出面找过青帮头子阮慕伯，但是官司却越闹越大，眼看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到如今，该大老板出面了，这位大老板就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

陈果夫深知，“究易团”背后的关键人物是王柏龄。陈果夫和王柏龄曾经在黄埔军校共过事。那时候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陈果夫不过是一个负责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但是如今时过境他，王柏龄失意在家，陈果夫正如日中天。

陈果夫暗地里找王柏龄斡旋，面对省政府主席，王柏龄再闹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便亲自到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找郭坚忍。性格倔强的郭坚忍是一呼百应的妇女领袖，显然不谙官场的政治黑幕和权力运作，即使有一百个不情愿，在老谋深算的王柏龄的斡旋下，也只得答应以调解结束。

至于青帮头子阮慕伯，自知面对政府的权力，自己更是小巫见大巫，黑帮不得不向政府权力低头，不敢随便乱来。正应了黑帮的那句古话：政府才是最大的黑帮。

1934年8月26日，究易团在扬州召开了各界代表联席会议，王柏龄和阮慕伯被推为联席会议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会议提出了和解的条件：一、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二、撤销易君左教育厅编审室主任的职务。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并登报道歉。与此同时，也同意了对方向可端和尚道歉、赠匾的条件。

8月30日，江苏省地方法院进行了开庭，中华书局负责人陆费逵也如期赶来。双方接受了调解的条件。三十年后，易君左在回忆录里说：“两方最后的协议，是原著作人登报郑重道歉，原发行人保证这本书停止发行。协议三份，由王柏龄先生作证签了字，我签了字，寄到陆费伯鸿先生(即陆费逵)也签了字，和解就这样完全成立。当我的一份道歉启事分登镇江各报后，纷扰两个月的风潮便告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