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孵化器，激发我们以自己为方法，建立内在的思考工具。

县域经济发展潜能的思想资源是乡绅精神，就是要把本地活生生的文化摸得很熟，形成一种自己的叙事方法。

基于对中国“中心和边缘化”问题的思考。从中，我们也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有了新的理解。这种思考方法强调图景叙述，通过看清方方面面的细节，抓住问题现在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将会是什么？在这种观察中，人要找清楚自己的位置，保持距离感，为每件事物分配权重。

对沿途遇到的问题，有狩猎般的决心和精确。在思想和实践之间来回摆渡，参与创造周围的小世界。

用大白话把大道理说清楚，是一种通透的思想风度。

一套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新不新，也不在于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在于能不能形成启发，调动起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

乡绅这个过去的词，社会学家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说到过：他们有旧的科举功名，住在当乡本土，和政府共同管理地方事务。好的乡绅对地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在历史上，甚至是主要的文化支撑力量。

乡绅精神是一种自主精神，也就有了自己的思考方法。

乡绅的思考方法还在：就是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关心、有责任感的，同时，对大体制也有相当的理解，知道如何调和。在今天，他们可能是当地的干部，是致富带头人、乡镇企业家，也可能是普通老百姓。

今天我们对社会的印象是：人和资源都倾向于从边缘流向中心。还以中学为例。如今的地方重点中学，目标是向北京、上海输送大学生，连地方上的大学也这样，是不是？这就和乡绅办学的时代不一样。那时候，他们办学是为了积累本地资源，学生毕业主要留在当地生活。古代士绅在京城或外地做完官，是“告老还乡”，也就是把政治文化资源带回家乡，这构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循环。所以有人说，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就是官员退休不再回家乡了。从心态上看，旧的社会格局里，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小的中心，是比较从容的。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像水波纹一样，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疏关系，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而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像一捆一捆扎起来的木柴，是由某种关系组成的群体。这两个模式，是非常形象也非常经典的对比。

费孝通提出这个概念，不是要用实证的学术语言来翻译古代伦理，只做这件事并不高级，就不是大师的水平了。

他和梁漱溟一样，认为中国社会这种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完全适用西方的政治模式。西方的政治形态，要求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是等距离的。他强调“差序格局”的现实，是为了倡导用中国方法来办中国的事。而和这种现实匹配的思想资源，就是乡绅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温和、稳定的保守力量，和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人与人关系相匹配。对文化来说，保守不是坏事，它可以把确定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固定下来。

今天，我们用县域经济重新来看这个格局问题：中国这么大，不可能人人都到中心去。我们生活得焦虑，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大家默认边缘就等于没有意义，边缘保留不住资源，所以都拼命地往中心挤，自己去不成，也得让孩子去。而类似乡绅的态度，也许更符合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身处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特别的精彩。

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是标准的宏大叙事腔调。真是天下滔滔，舍我其谁。

“看懂过去，看清现在，看到未来”

不要讲普遍正确的理论，而是先把自己和世界的具体关系讲清楚。讲清楚这个关系，就得知道你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是什么。这是定位意识。

今天的乡土概念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在当下世界，孤立、封闭的乡土已经发展不出真正的文化来了。现代的乡土意识，前提是知道自己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的位置在哪里，该怎么经营这个位置？你看一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只要有基本的发展观念，就会宣传自己是“中国某某特产之乡”、“世界某某特产之乡”，这就是起码的定位意识。

挖掘自己的乡土文化，这有利于当地人建立自己的东西，没必要非把孩子送到北京去。

努力把自己嵌入到世界里去，而不是去定义别人。新加坡解决发展问题的水平，世界有目共睹。

距离感也好，历史感也罢。要求我们不去过多诠释象征意义。像一个人物去世了，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这就有点儿过度抒情，你是怎么知道啊？时代在哪里结束，要用“后眼”去看，我们未必知道后代评判今天的尺度是什么。

历史发生的事件，我不知道结果最终是好是坏，但根据我的分析观察，有可能出现以下危险，我的理由是什么……图景叙述也会尝试解释历史，但它更承认：历史可能是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首先要做的，是以当下的经验和道德原则，提醒人们可能的危险在哪里，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

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