氹仔寻旧

11月28日中午，从第八人民医院取了核酸检测报告，准备第二天飞澳门。不料归途发生车祸，被救护车拉进医院，折腾了小半天，才回到家里。因为学术报告的日期早经确定，不能爽约，自我评估风险之后，第二天还是如期飞去澳门。老骨架经过一撞，不免酸痛不适，但30日晨起之后，还是想附近走走。从“威尼斯人”到天后宫，不过800米，便在6点多钟时挪步前去。不想一走竟不可收拾，原计划不过两三千步，竟毫无计划地走了两万多步。

氹仔是澳门的离岛，由澳氹等三座大桥与澳门相通，现在却是澳门与国内国际海陆空的枢纽所在。虽然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的活动踪迹，但氹仔的历史岂止“不知秦汉，无论魏晋”，连唐、宋、元也难道其详。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明清时代，这里已经有不少村落，康乾以后，商业贸易已经繁荣起来。乾隆二十八年（1763）路环建天后古庙，五十年（1785）天后宫在氹仔老区建立，反映了这里的海舶贸易逐渐兴盛的情况。我的行踪就从天后宫说起。

天后宫现在属于文物保护建筑，庙祝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没有工资，靠卖香火赚钱。她告诉我，老庙祝是去年死的，她承包了下来，靠捐款将庙内的牌匾重描了金字，我看庙内的墙壁似乎也重刷过，总的感觉还是修旧如旧，不失文物保护之意。庙门刚开不久，就有两位广东来的一对青年游客，花了一百多澳币买了香纸跪求天后。

走过天后宫，移几十步便是供奉真武大帝的北帝庙，这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建的庙宇，中间有个庭院，规模比天后宫大些。我去得早，只有一对夫妇在洒扫，估计也是“承包”卖香纸的庙祝。 

沿施督宪正街距北帝庙数百米，是道光二十五年修建的三婆庙。“三婆”是南海的水神，也有说就是妈祖的别称。其庙建造的特色是利用山坡的蚀洞供奉神像。

沿街庙宇、民居，还有不少土地庙。

在施督宪正街上，有一段很长的围墙，是益隆炮竹工场的旧址，据说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建立的。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炮竹还是与澳门神香、火柴并列的三大产业之一。围墙内的地亩不小，但基本已成废墟。

葡萄牙人自明代进入澳门本岛之后，虽对氹仔垂涎已久，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实施侵占。这从葡萄牙人在氹仔的建筑大体上都建于同治、光绪以后可见一斑。根据已有的记载，葡萄牙人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占小潭山建氹仔炮台，之后在这里居住的葡人也逐渐增多，现今所谓的“氹仔住宅博物馆”，其实是一片葡人临湖而建的别墅。

沿岸而下的红树林，是当年葡人的兵房。在山坡上则是光绪十一年（1885）建造的嘉模圣母堂。那片不知名的湖，大概就是所谓“望德圣母湾”了。我走进圣母堂时，礼拜即将结束，稍座一会儿，便与信徒们一起出了教堂。我与一位葡人老太打了招呼，知道我是游客后，老太很热情，告诉我说，他的母亲是华人，父亲是葡萄牙人，她出生在澳门，一直居住在这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的普通话说得相当好，完全没有澳门口音。这是位有“故事”的老太，但她很有智慧而得体地祝愿我旅游愉快，便告辞了。

我沿着素啤古街而下，仍回到施督宪正街，路口边上有一片废墟，走进里面察看，看不出所以。民居面积有点大，没有隔墙痕迹；庙宇却少香火迹象。墙外左侧还有一个土地庙。这究竟是个什么建筑，恐怕要待重建之后才能掀开谜底。

途中，我还看到了观音堂、医灵庙，只是时间太早，尚未开门。

走出施督宪正街，仍回到天后宫附近。因为路氹历史博物馆要到10点钟才开门，我便在路边小店买了份早餐，静候开门。博物馆规模不大，展室两层楼四间，还有一间少年活动室。实物多为益隆炮竹工场的商标、账本等，还有天后宫的一座钟。此外还列有不少图片、模型。其中有一份光绪五年香山县与葡方对路环的土地税征收权的争执文件的复制品，内容颇有价值：

“光绪五年九月初三日卯郑位元等呈，奉香山县正堂许批：氹仔路环等处田亩，均系县属管辖，地方粮赋，祗应在县完纳。西洋人在澳门居住，原系赁居，如果竟向各佃收税，抢去租谷，现又扬言晚造每亩要收银二大元，如不照交，要再抢，亟应查禁。……”

十月二十六日澳门葡督照复，矢口否认：“本大西洋官员向无刻薄勒索习惯之弊，如有此等劣行，定即禁革。”但于收税一事，置之不理。

澳门自明代以来，葡萄牙只是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行政管辖权依然属于中方。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当局在澳门日益扩大其侵略权益，并侵占了氹仔、路环，在当地强行征税。衰落的清王朝无力抵制，这份文件反映了当时官、民、夷在这个问题上不断纷争的一个侧面。清朝地方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坚持不准葡人征税的原则立场，只是与葡方在“不许刻薄勒索”佃户方面达成妥协。

    根据博物馆陈列的大事年表，葡方从来没有取得过对氹仔、路环等处的“合法”管辖权。1887年中葡条约葡方只取得澳门永居管辖权，界址并未划定。1909年，中葡勘界会议上，葡方要求将氹仔、路环和大小横琴等岛划为澳门附属岛屿，被清政府拒绝。但次年，葡方强行出兵占领了路环全岛。（上个世纪60年代，经过不断的填海工程，氹仔、路环两岛在90年代已经连成一片。）

走出博物馆，我已经非常累，浑身酸痛，缓缓地回到了“威尼斯人”住处，已经临近下午一点了。一路上，我在想，当地居民强烈的天后、关帝信仰以及葡萄牙人带来的天主教信仰外，很少佛教信仰，即使有观音庙的存在，也显然已经道教化了。氹仔老街上的民居，普遍而明显地带有葡萄牙人在当地的建筑风格，应该是清末和民国时代的。不论澳门多么“洋化”，我参观的这些老庙，依然是当地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顽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