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理我的翻译账

今天理了一下已经堆得乱七八糟的书，翻出了一些三十年来陆续翻译出版的译作，突然发现，这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本译作是欧大年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项工作是从1988年开始的，当时正在进行《中国帮会史》的写作，发现不了解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历史，研究很难深入。想起欧大年先生曾赠送给导师魏建猷先生这本专著，便借了过来。我的英语基础很差，便与刘昶商量，约了几个大学同学一起翻译，最后由我和刘昶一起校译定稿。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欧大年先生的大力帮助，当时有关民间宗教的中文资料相当难找，他不厌其烦地将他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毫无保留地寄给了我。

与我的秘密社会史研究相关的译作，还有两本。一本是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这本书作为研究生的专业英语课程，分章交由几位研究生翻译，其余由我翻译并负责全书的校译和定稿。另一本是焦大卫和欧大年合著的《飞鸾——中国民间教派面面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本关于台湾民间宗教的专著，由我独力翻译的。

1993年，我与邵雍先生合著的《中国帮会史》出版；2000年，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出版。正是个学术空档期，后两本书就是利用这个空档期翻译的。在此期间，还受张济顺教授的委托，承担了魏斐德的《上海警察》的校译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当时历史系正在承担上海市中学二期历史课程改革的任务，我也承担了一部分教材的编写任务。教材编写工作大致在2004年完成，我也因病住院了。出院之后，熊月之先生和出版社的同志希望我校译顾德曼女士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翻译工作，让我不知不觉地对上海史有了兴趣。

2005年之后，我承担了国家清史工程《厘金篇》的撰写工作，并且参与了有关清代财政和秘密结社史志稿的审稿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大约有十年时间。2014年左右，熊月之先生主持的《（新编）上海通史》的工程上马，承蒙器重，由我负责第六卷的撰写。上海史的研究，涉及大量的外文史料，我在撰写的同时，也选择了一部分有关上海历史的英文著作进行翻译。一本是华百纳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周书垚译、周育民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霍塞的《出卖上海滩》（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小廉·约翰斯通的《一城三界的国际焦点：上海问题》（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此外，还有一本《孤独的战斗》，叙述“二战”爆发以后，英国在上海的小兵舰“海燕”号被日军击沉后，舰艇水手在上海的经历。这个译本能否出版，尚在未定之天。

2014年，上海图书馆经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联系，从海外购入“罗氏藏书”。其中有一本北华捷报社编印的英文《上海年鉴（1854）》（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委托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出版社请我写一份长篇介绍。这本年鉴刚出版，上海图书馆又成功地由国际拍卖市场获得英文《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年鉴（1853）》的残本，2018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全文翻译，希望我能尽快完成。当时我承担的《（新编）上海通史》第六卷已经完稿，便接下了这个任务。几乎经历了四个月的日日夜夜，我终于完成了约五十万字的翻译工作。

最近出版的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翻译工作，是在2009年版确定的。那年周书垚留学回国，工作没有确定下来，我便委托他翻译此书。到2015年时已经基本定稿了。翻译这本书，完全是我的“自选动作”，一是这本名著早该翻译成中文了；二是我曾在北京进修一年，对这座城市有感情，翻译这本书，也是一个“回报”；三是它的研究城市史的方法，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2020年下半年，中国通史的国家工程上马，我也承担了一部分工作。在篇章布局协商期间，完成了鲍华伦的《被政治绑架的上海经济（1937—1941）》翻译，能不能出版，就不知道了。

屈指算来，从1988年开始翻译工作，到今年已经有三十多年，出版的翻译和校译的书也有十本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研究考核机制中的“不重要性”，在此不必多谈，我感到困惑的是，就这么个工作，并非我的志向，怎么竟坚持了三十多年？我的英语成绩在大学本科就是班上垫底的一个，在研究生期间虽然过了四级，但因为记忆力差，忘得也快，于翻译这事，完全“无心插花”。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初心”，应该是发端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翻译两本关于秘密结社方面的书，还是怕好不容易拾起来的可怜的英语能力白白地被忘掉了。其次是因为学术研究的空档期，精力和身体需要调整，新的课题尚在蕴酿之中，把国外一些有学术价值的好书翻译过来，既是对自己“懒戒”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受益于前辈学者译著的一个感恩。尤其是2004年以后几场大病，元气大伤，五十岁的壮年，却有“吾命不久”之忧，我便不再规划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课题，在先后分担了两三个“命题作文”课题的同时，翻译一些相关外文著述打发时光，又引来了一些翻译请求。十多年过去，我竟还能“苟延残喘”，有时会为当年对自己“余生”的安排感到后悔，但是，如果当时不这么安排，是不是还有这十多年呢？人生没后悔药，后悔的或许是本不应该后悔的事情。

除非学术研究的需要，青年学者不要特意去做翻译工作，因为学术研究所需付出的脑力和精力要比翻译工作大得多（我没有贬低翻译工作的意思）。在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多做一些富于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工作。

书没整理好，却勾起了这么一大段“心思”，写下来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在博客上发出来，只是希望读者能对高校和科研机关一般研究人员工作的情况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