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之前的上海外滩

1843年7月，根据《江宁条约》关于五口通商的有关规定，上海开埠。去年在《江宁条约》签字以后的英国特使璞鼎查由江宁来上海，索取上海绅商先已同意支付的赎城费，同时为未来的英租界划定了一个地块。这个地块，大致上就是当时所谓“外滩”的范围。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负责具体与上海道台达成英租界的范围。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巴富尔签订《上海地皮章程》时，上海道台对于“外滩”地方的情形并不十分清楚。比如，“洋泾浜”写成了“杨泾浜”，在地皮章程是“李家厂”，而在颁布告示时则称为“李家庄”。

“外滩”的中文起源不详，胡翰祥称“黄浦滩”，则黄浦江沿岸之滩地均可称“黄浦滩”。上海开埠之时，巴富尔与宫慕久商定，以洋泾浜到苏州河口浦西江滩一侧为外国商船停泊之区（Foreign Anchorage），而老城厢沿岸则为华船停泊之区（Native Anchorage），黄浦滩分中外，或由此而起。薛理勇先生在《上海洋场》中认为，外滩就是上海最早的租界区域，恐失之过宽。英国人称外滩为“Bund”，租界区称为“Settlements”，与中国人分别称之为外滩、夷场之类，在概念上并没有多少歧义。

裘昔司在《上海史》中，这样描述这片土地：这里“大多数为耕地，并有几条小浜穿过，一座静谧的村庄掩映在浓荫的树丛中，农舍分布错落有致，周围是农家世代堆积的草垛，是他们先前劳作形成的特殊景观，有许多已经腐烂。……沿着江滩是一条已经荒弃的古纤道，曾经有过的响亮号子，催促着一艘艘驶入江中的重运漕船前行。此时的江滩虽然嘈杂，但未来的外滩依然有一二渔夫撒网捕鱼，或有三四船夫擦洗舢板，所在城郊沃土上的水稻、玉米和棉花照长不误。”

胡翰祥的《上海小志》谈到开英租界开辟之初的情形是：“沿浦之地，多旧式船厂、木行，其后面皆稻田、棉花田，更后稍远处有一小村落。”后来英国领事馆所在的地方，是江边一个废弃的旧营垒，“四周有沟围绕”。胡翰祥没有提到在洋泾浜北还有一座庙宇，1856年改建，次年江海洋关由苏州河北迁到这里，根据嘉庆《上海县志》卷七，县城北门外有先农坛、三茅阁和三元堂，三元堂在洋泾浜北，新洋关可能就是建在三元堂旧址，并利用了它的原有结构。

在当时外滩地方，只有一座村庄，就是靠近苏州河附近的李家庄。在李家庄外，有一片空地，当地农民在这里斗鸡、赶集。这或许是李家庄也被混称为李家厂的原因吧。这李家庄的生计，从上述描述来看，农业为主，渔业为辅，绝不是单纯的“小渔村”。上海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传说，或许与这个李家庄有点关系，但完全不是什么“历史知识”。

英国人把租界选择在这里，有着许多考虑。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麦华陀称：在上海开埠时，“商人们究竟应安居在什么地点，乃是英国领事在执行任务时极为关心的一件要事。在将远征军遣送回国以前，英国的民政暨海军当局已经为选好一块令人羡慕的地址；在开埠的时候，领事认为他首先应该尽到的责任之一，就是将这个地址的界限正式确定下来。领事慎重地把未来租界的四至作了规定，它的周围都是乡村、河浜和大江，这就使这块地区在必要时容易加以防卫。”其次，是商业贸易上的考虑。外人住宅区与外滩港口毗连，与老城厢毗连，既便于外国人处理商船停泊、装卸和贸易，又便于洋行与华商交易，并可以充分利用老城厢已有的商业设施及其与附近市镇的商业网络。第三，是土地开发的考虑。这里大部分是农田滩地，人口较少，便于“动迁”，改为城市居住和商业用地之后，升值潜力巨大。所以，巴富尔最初向宫慕久提出要求买断这块土地，但宫慕久根本不知土地征用动迁为何事，也不符合《虎门条约》的有关规定，所以拒绝了巴富尔的要求，于是改为由英国人向当地业主租地的方式。这租地的方式“非古之所谓租”，也“非他处所谓租”，而是租价恒定的永租权。业主与外国租地人按规定租价订立租约后，租地人只要履行每年交纳约定租金的义务，即取得该地块的使用权，转租或转让使用权，均于原业主无涉，原业主不得增加租金或收回土地。这批在上海租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外国人，实际上成了真正的地主，英文中的Shanghai Landlords，就是指的这些拥有上海地产的外国人。这种租地制度的安排，奠定了上海外国租界兴起和繁荣的基石。

1850年代的上海外滩

刊载这张图片的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p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出版于1856年，可见这应该是1857年江海关未迁入时的情景。这座庙宇的外貌，与江海洋关迁入后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很容易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