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证明”自己的解套

自然血缘关系，要变成法律意义上的血缘关系，需要权威机关的“证明”。现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里弄街道有时也很难出具证明，于是血亲之间的财务、财产等发生问题，需要“证明”就成了件难事。

我是我，需要证明；丈夫和妻子，需要证明；父子关系，需要证明，看起来是件荒唐事，但却是“文明社会”的常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类看起来荒唐的事情，成了老百姓的烦心事。我们要求政府在这方面提供更完善、便捷的服务，但要政府出“证明”，许多事情政府不知道，如何出证明？于是，公、私均陷入了一个困境。

如何把无法“证明”的事情，变成在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解套之法，就是“打官司”。

民国时代的婚姻，新时期不少人的“自由结婚”，政府没有婚姻记录，要证明夫妻关系，可以打夫妻之间的财产官司；父子关系没法证明，父子之间打扶养或财产继承的官司。在“公堂对质”之后，法官即会根据民法、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调解或判决。调解书、判决书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夫妻关系、父子等关系的“证明”。

今天报道，吉林一位老者卖房，因为4个子女有3个无法证明是父子或父女关系，导致房产过不了户。律师建议老者可以与四个子女一起打房产权确认官司，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如果这个法官学业不精，死扣老者无法证明究竟养了几个子女的“理”，不给立案，还真不好办。老者可以打老人赡养费的官司来解决。老人的所有子女都负有赡养父亲的责任，老人起诉四个子女要求赡养费，根据利益冲突原则，只要四个子女不举证有第五个子女存在并负有相应赡养义务，那么，这四个子女即为老人名下全部儿女的事实成立。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四个子女签字同意父亲出售该房产的文件即为有效。

“证明”惹出来的麻烦，只要不是故意刁难，政府和公民都要心平气和，寻找合适的方式进行解决。对于这类以求“证明”为目的的官司，公民在处理时也要以打小、以调解方式取得有效法律文件为宜。赡养费，打个年付二三百元，财产权打的分数要很小，就是真的判决了，也无大碍。官司小，师律费少，法庭无论调解还是判决都快。打大了，反而会“无事生非”，弄得大家认起真来，反而难办了。如果行政部门或相关办事机构，连这类具有法律效力的间接“证明”也不认账，那就是“法盲”当权了，公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要求人大代表提出质询。屡犯的，可以请他“下岗”。

“我是我”，大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不需要自己提供证明的，那就是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的时候。为什么？利害冲突原则。真遇上个愿意顶死的，能“超越”侦察、检察、审判层层“难关”，到最后关头来破坏这个利害冲突原则，这概率也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