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序

放在案头的白斌先生《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的文稿已近一月。这是他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由我负责“指导”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经过修改、完善，准备付印。他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感到有些茫然。学生出书，请老师写序，当感荣幸；但于海洋史，纯然外行，何以下笔？所以茫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师生相交常求的境界，列门墙、开学派随之而来，为学界为瞩目。大师有此宏规巨制，学生搬砖添瓦，精雕细凿，日积月累，代代相承，在学术界、思想史遂独树一帜，令人景仰。我没有这样的大志，也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所以，研究生入学之后，我对于选题的态度是，研究生应该独立经历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研究过程，这样才能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因此，总是要求研究生自己选择课题，导师只就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对研究生的研究过程进行一些辅导，提些建议或问疑质难。如果研究生的课题不在导师熟悉的领域范围，也不强求“入我范围”。只要研究路径规范大体正确，选题可依各自兴趣擅长，青不必出于蓝，“万紫千红”也是一番气象。白斌著作的内容，就是在我“范围”之外的一个选题。也是因为学生们的“万紫千红”，不断地拓宽了我的历史视野，让我不断地走向“茫然”的未知世界。“老师”只是一个名义，“学生”才是我的本然。

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是东亚地区的“两河文明”。但是，中国大陆，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岸线之外，是浩瀚无垠的黄海、东海、南海，通向太平洋、印度洋。黄河、长江与大海大洋的“水乳交融”，延伸出另一个奇异的“海洋中国”。远古时代贝币的使用，虽然早已是华夏族渔业与农业物资交换的媒介，但是，蓝色的大海，依然是在黑土地、黄土地上辛勤耕作人们的神秘仙境。渔盐之利、仙境探求，推动着人们不断地走向深蓝。元代开海运，是中国沿海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到明清时代，终于促成了“海洋中国”的蓬勃兴起，不在专制王朝的“体制”之内，却是中国全景的一个组成部分。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海上生产、生存和交流能力长期积累的一个明证。明代中叶，闽粤海商已经在环中国海建立起了庞大的渔业、商业“帝国”，与内陆封闭的农业社会频起冲突。明代所谓“倭患”的平定，到清代郑氏台湾政权的最后归降，构勒出了我们所知道、所不知道的这个神秘的“海上中国”的兴亡历史。在中国浩繁的史籍中，我们缺少一部海上中国史。

中华文明没有像江河一样奔流入海，而是将大海收归江河之中，这是农耕文明的一次历史性胜利，却是“逆流而行”的历史性错误。所以，在接踵而来的以海洋为国基的西方殖民者坚船炮利面前，一败涂地。曾经有过的历史性胜利，迫使中华民族付出在海上一连串失败、香港岛、台湾岛被割让的惨痛代价，从当今“第一岛链”的困挠，以及钓鱼岛、南海诸岛的主权之争，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当年“海洋中国”在沉沦中悲愤呐喊的回声。

白斌的论著，放在这个历史框架内，描述的恰恰是“内陆中国”在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不断“收编”“海洋中国”的一段辛秘。白斌出生、成长在西北，宁波大学的求学经历，让他对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浙江的“海洋社会”也就成了他孜孜以求的学问。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海军以舟山为基地，垂涎着中国大陆；以舟山为中心的浙江“海洋社会”的近世变迁，也是我们观察明清两代海洋政策的一个很好视角。在专制王朝和民国政府蝇营狗苟治服海洋社会的一系列政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社会的衰落和挣扎，面对日本“开拓万里之波涛”的无奈和退让。“收编”的成功背后，继续着西风东来以后历史性的惨败。如何继承维护“海洋中国”的历史遗产，借鉴明清两代海洋治理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值得掩卷长思。这段曾经被边缘、被忽略、被遗忘的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清晰、沉重地融入当今中国历史学的视野，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本书由海洋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