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的悲情与选择——兼谈人情社会与法制社会

台湾岛内马英九与王金平之间在“关说”问题上的较量，是法制秩序与人情社会的较量。

“法不容情”，这是法制社会的基本运行规范。要将这个规范运行于人情社会，虽然需要“政治智慧”，却不免有“看菜下饭”之嫌，引来挑“软柿子”捏的叽笑。王金平的“关说”后果极其严重，虽然在“人情社会”中腾挪余地比马英九大许多，但在马英九这里，没有任何退路。是非公道，在于依法律看问题，还在依人情看问题，台湾的前途，也系于此。

王金平回岛后的所有言论，没有一句针对马英九，恰合“人情社会”的原则，“君子断交，不出恶言”，亮尽君子之风，而马英九处处紧逼，反而显得像个“小人”。从政治操作看，敝人以为马英九做得有点粗燥；但同为“书生”，却赞同马英九的做法，“关说”就是“关说”，事实俱在，扯那么多“政治”“人情”干什么？什么党内“团结”、“票仓流失”，没有法律上的是非标准的坚守，还谈什么“立党为民”，不就成了一伙人无原则地抱团抢夺政权吗？所以，马英九的“翻脸”，是对国民党一党政治利益的一种超越，也是挽救暮气沉沉的国民党的一种希望。

王金平力攻的台湾“检察总长”黄世铭，也是一个以法律为生命的“硬核桃”。黄世铭在台湾社会的形象就是一个法律秩序的代表。在任期间，亲戚朋友拜访，只要稍露“关说”口风，马上站起来下令逐客，根本不讲人情、不给面子。女儿生前喜欢听的CD片，他走到哪带到哪，朋友劝他翻刻几张，家里车上办公室都放一张，省了许多麻烦。这位黄“总长”的回应是，这样做，会牵涉到复制重制的著作权，不行！一个“六亲不认”、对自身生活的细节都如此关照法律的“总长”当听到“立法院长”如此明目张胆地“关说”，怎么可能容忍？世人质疑乘王金平离岛之际黄世铭与马英九联手操作，为什么不质疑王金平就是在离岛之前为柯建铭做通了“关说”？因为有了黄世铭的“铁面无私”，才有了马英九的“不讲人情”。可以猜测，如果马英九讲了人情，依照黄世铭的“法制性格”，他照样会把这件事揭露出来，让马英九也下不了台。面对这样一位视法制为生命的“检察总长”拿出来的“铁证”，马英九没有其他选择。

在王金平看来，“祸”是黄世铭弄出来的。就旁观者而论，像黄世铭这样一个以法制为生命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要抓住他违法违宪的把柄，恐怕与王金平要撇清“关说”之嫌同样难。同样，对于黄世铭此举“动摇国本”的批评，也值得商榷，“国本”立于“人情社会”之上，还是立于“法制社会”之上？法制社会，处理政治问题相对“简单”，依法处理；人情社会，会把“简单”问题弄得非常复杂，复杂到“问题”本身并不重要的地步。

现在的“问题”就是王金平如何澄清他没有“关说”。事证俱在，如何抵赖？连家父子，出于“人情”，“关照”王金平，可以理解，但在事实面前“打太极拳”，希望在某个“人情”法庭把王金平的“关说”事实一笔带过，失落的是“良心”的天平。如果国民党这么没有原则地弄下去，虽然可以“和和气气”地继续“混”下去，但在人情的污泥浊水中“相濡以沫”，是根本没有出路的。

王金平有“悲情”，黄世铭、马英九也有“悲情”。王金平没有这通“关说”，这样的“悲情”不会上演；既然上演，那么就要有所担当。爱王金平者，希望王金平能脱“罪”而度过此劫，所以从王金平登岛的盛大迎接到党内“大佬”的慰问，可谓“无微不至”，王金平也顺着这股热潮的愿望“绝地反击”。敝人对王金平向有好感，言谈举止，有君子之风、仁者之态。在“人情社会”中能够左右逢源，既与其个人修持有关，但也不免有顺世而为之行。“关说”司法案件，在台湾社会司空见惯，不幸卷入，“情有可原”而“义不容辞”。牺牲个人政治前途而成就人格之提升，应该是王金平的最好选择。人孰无过？不计政治生命以省过、改过，乃真君子、真圣人。后世论王金平，以“绝地反击”而保住“院长”，不过为搅动人情的污泥浊水，在政治伎俩略胜一筹而已；如断然承担过失，沉痛道歉，挂冠而去，台湾社会的法制进程也因其此举而跃升，功远大于过，吾人将一如既往敬重景仰。万一经法庭认定为“关说”，王金平的一世英名将无可挽回地跌落于谷底，不过一凡夫俗子而已，不复为后世论道。人格升华还是跌落，我劝王金平勿为俗情所困，多思“将功补过”。俗情所爱，不过爱王金平之俗；君子所待，待王金平“舍身成仁”。王金平决然道歉挂冠，不失俗爱，而成君子之美德，在我看来，是最好的“痛苦”选择，望王金平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