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翻译心得杂拾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校后记

本书校译工作，前后达九月之久，早已过交稿期限。我的学生廖声丰、曹维忠、鲁卫东助我输入并初校了六章文字。全书通稿之际，又不得不核对若干中文引文，加之本人住院动了手术后，颇感力不从心。顾德曼女士虽然见面多次，但在校译过程中，一直无法和她建立电子邮件联系，原著和译稿中的有些问题没有能在校译中解决，这是我所担心而又无奈的事。不得已交稿之际，仍觉如临如履。校译稿有不当之处，先在此向读者致歉。

近年来，代人做了一些校译稿之事，并非本人英文比译者更好，而是出于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良心。今天的译事，严复先生信、雅、达的境界恐怕已很难追求，译者能尽心、尽力已属不易。民间翻译家是养不活自己的，在高校和科研机关的研究者是不能拿着译作去申请职称、报科研项目的。于是，近年来的学术著作翻译，数量固多，粗译滥校者不少。这些话当然有点责怪当道之意。不过，中国自古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如果读书人自己都不敬惜的话，斯文可以扫地了。

依我的经验，国外中国学的著作如果要翻成中文的话，作者所引用的中文资料是必须查阅一遍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你能进入作者的语境，不仅能比较准确地回译他的引文和对应的中文词汇，而且能够发现作者的失误，以恰当的方式加以纠正。这样，中文译本不仅在形式上符合中文学术著作的规范，而且在史料或史实的可靠性方面超过原作。其次，对所译著作的背景知识要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加以充实提高。照着英文死译，我就看到了“1898年慈禧太后恢复了她的王位”、李鸿章创办了“中国商人汽船公司” （轮船招商局）这样的笑话。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史实都会译错，何况专业领域中有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史实呢？第三，要多用工具书。这本来是不用多说的常识，但在我接到的有些年轻学者拿来的译稿，就有只靠着一本英文词典做翻译的。要知道，许多近代外国在华企业、机构都是有中文名称的，许多近代来华外国人、当代西方的中国学学者都有中文名字的，这些都要通过工具书来解决。如果把工部局译成“市政议会”、卜舫济译成“霍克斯”、顾盛译成“格尔辛”，中国学者反而不知为何物何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西方中国学学者，他们的中文名字连工具书都找不到，通过互联网也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上述这些工作，大多与英文水平无关，而是译者是否忠于译事的起码要求。

翻译境外的学术研究著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学术交流事业。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历久不衰，与她不断吸收、融会异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佛经的翻译、近代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都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愿学界当道有此眼光，学界同行尽此责任。

周育民

2004年9月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