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无权改判，有权评判

据报道，云南省高院一位参与李昌奎案的法官告认为，李昌奎案只要是判死刑，不管是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法律适用都是正确的。判死缓并不算错。这位法官说：“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借助外力来干预我们的司法，特别是终审判决的结果。这并不是法治的体现，相反这样看似公正体现民意的再审，却是对法治社会最大的伤害。”

李昌奎残忍杀害两人而被改判为死缓，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云南高院根据受害人家属的申诉，启动再审程序。而云南高院的这位法官的言论就是针对舆论压力而发。

云南高院对于李昌奎改为死缓的判决的确是终审判决，任何公众舆论都不可能改变这个判决。但是，法院不可能取缔公众对于司法判决的评议权，司法独立也决不意味着他可以脱离民众舆论监督。认为民众的舆论监督与评论是“外力干预”，这又是云南司法界某些人头脑发昏的表现。

终审判决，被有些法学家、法官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对公众法律知识的一种嘲弄。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终审判决之后，如果存在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可以应当事人要求或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即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因此，李昌奎案件的再审程序启动，首先是当事人要求，没有这点，社会舆论反应再强烈，也不可进行。怎么能说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就是对“法治社会最大的伤害”呢？

如果中国法律在终审判决之后，没有审判监督程序的补充机制，那么不管有多强烈的舆论批评，云南高院无须也无权启动再审机制；如果没有受害人的申诉，公众舆论的批评也无权迫使云南高院的再审机制；目前云南高院开启再审程序，不论是由于受家人家属的申诉，还是法院认识到适用法律不当，依然是在法制范围之内，也谈不上对于法治社会的伤害。这位法官对于公众舆论的批评可以说毫无事实依据。终审判决法律适用、量刑是否正确，在再审程序已经启动的情况下，这位法官作为涉案人员，也不应该在再审判决之前发表这类言论。按照这位法官的逻辑，再审结果如果改判李昌奎为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就是“看似公正体现民意的再审，却是对法制社会最大的伤害。”这不是同样以自己的言论绑架再审判决吗？

当今的中国，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法制社会。人民群众对于李昌奎案件的关注，恰恰是对于中国法制社会建设的关注。生死大刑的运用，是法制公正公平建设最鲜明的“标杆”。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容有差异，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民众不会有多少批评。但事关生死大刑，各地尺度差异过大，难免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药家鑫杀死一人，有明显的自首情节，但是法不容情；李昌奎杀死二人，且有强奸情节，却改判死缓，量刑显然失衡。如果李昌奎仅奸杀一人，考虑其自首情节以及邻里情感纠纷等因素，改判死缓，量刑已属格外加宽，现在还杀死三岁的无辜儿童，怎么可以死缓轻纵？对于云南高院的这种违背常理、常情的自由裁量，我们要问，究竟是谁在践踏法制社会应有的公平、公正？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公平、公正，身为中国公民，在中国的国度里，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民众于药家鑫、李昌奎无冤无仇，非必要置其于死地，只是根据中国法律的精神，根据常情常理对法官的判决作出评价或诉求，这是公民的权利。法官根据法律断案，则是法官的权力。法官办错案，引起公众批评，法官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纠正，这也是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李昌奎判例成立，那么身处形形色色社会矛盾、邻里纠纷和情感冲突中的中国人还有什么生命安全的法律保障？

云南高院对于李昌奎案再审还未进入庭审，该院参与审理此案的法官就发表这段不得体的言论，令人怀疑这个再审是否会走过场。当然，如果再审结果维持原判，舆论也不可能来“伤害”这种由失去法律平衡而由法官说了算的“法制”。“司法独立”是对于立法权、行政权的独立，而不是对于社会的独立。中国的司法界不是向行政权力要 “独立”，而是向社会闹独立，岂非咄咄怪事？李昌奎案件，牵动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云南当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还有担心法律失衡的整个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