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需要宽恕

岁月流逝，有许多事潜伏在你的意识中，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重新冒出来以后，回味一下，就会有些感悟。这两天，有两件误会，重新冒了出来，回味之后，才感觉到这两件误会对自己的伤害有多深。这是关于两位编辑的故事。

前几天，有位编辑希望将我的负责校译一本书稿重新出版，因为涉及到中文版权问题，我努力在记忆中有关此事的信息。由此而唤醒了潜伏的另一段不愿提起的记忆。那是另一本中文译著。英文作者是交往了十多年的外国朋友，以前每次来上海，总是见一次面，有时还带着他的夫人一起来。欢乐情景，至今尤在眼前。十多年以后，这本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英文著作的译稿在研究生和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并且列入到出版社的丛书计划。利用作者还在北京的机会，我去北京找到了他，请他写了由我翻译、由丛书策划人负责出版事宜的授权书。我负责译校的这本书成为该计划落实的第一本书稿。但我看到清样的时候大吃一惊，一本学术著作的注释竟然给全部删去了！我当即向策划人提出异议，策划人随即向该出版社主编进行交涉，交涉的结果看来是不愉快的。那位主编从经济效益考虑，把这套丛书视为一般通俗读物，加上注释会增加排印成本、提高销售价格，影响销路。作者一套研究丛书的策划人，当然不同意放弃丛书的学术水准，把整套丛书转移到另一家出版社。唯有我的这份译稿因为已经排版，主编认为书题能抓住读者眼球，勉强同意恢复原注，仍由该社出版。这大概是达成整套丛书转移协议的让步条件之一。但往下的事，我更无法控制了。书出版后，作者没有收到书，写信给我，我急忙寄了两本，同时通知那位主编要寄书给原作者。记得这位主编给我的答复是按照出版社的规定寄了两本给他。一个出版社凭空取得了人家的出版授权，发行前不先寄作者，事后亦仅寄两本，这在情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最后是否真的寄了，我也无从知道，因为那位作者从此与我断了联系！毕竟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我是他唯一的联系人。我因为不久就陷入了应付疾病之中，等到我发现问题试图弥补时，已经太晚了。一个计算蝇头小利的编辑，不顾人际交往的起码礼仪，造成了中外学者间深深的误会，毁了一段十几年的友情。我只能期待这位朋友的宽恕。

今天清晨，另一段往事爬出了尘封的记忆。

那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遇见了她，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遇见过，于是点了点头，她把头扭了过去。在吃饭的时候，又遇见了她，我便大声打了招呼，结果她还是不理睬。我感到奇怪了，在学术会议期间学者之间交往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三次见面，我便直接询问，我向你招呼你为什么不理睬啊？她回答道：“去年在武汉的会议上，你见到我的时候太冷淡了。我没接到会议的通知就去了那里，本来就怕别人冷淡我，许多不认识我的人都很热情，我发表过你的文章，没想到你只是点点头，淡淡地说了一句欢迎。就为你这个态度，我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忽然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在大厅里，有五六位同行围着她，我路过那里，他们便向我介绍，这是某某杂志的编辑。于是我向她点点头，表示欢迎，然后便走开了。前一天晚上，在奔向武昌的列车上，我接到师母肖先生的电话，郭豫明先生去世了。我在去武昌的前一天，还特地到医院去看望他。郭先生明天动手术，但精神还很好，告诉我，就割去一个肾，魏先生割去肾以后还活了几十年，动手术的医生还是博士生导师，没有什么问题。接到噩耗，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天会议开幕时，我自然少了许多兴奋、热情。

我向她解释了当时我的心境，并且郑重地说，我肯定没有在贵社发表过任何文章。芥蒂既然已经释然，以后两天便比较好相处了。回到上海以后不久，我又收到她的来信，她已经查对过，我的确没有在她负责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她记错了。并且告诉我，在决定离开武昌的那天晚上，她对许多人讲了一些气话。我不能不接受她的郑重道歉。但这些“气话”的严重程度，我很快意识到了。那天晚上，王笛曾找到我说，有位女同志当着很多人讲了你的过头话，你是不是要去解释、宽慰她一下？我当时的心境很糟，也不认识王笛说的那个“她”是谁，怎么解释、宽慰？所以没去，但凭空发生这种无由之事，心头不免有些阴云。（接下来的两天，听到陈争平先生给我讲的郑友揆的故事，另一位先生诉说他不幸的经历，心绪更糟。）接到她信后，我才知道其中的缘由。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些过头话的内容，但可以想见那些激烈、愤怒的言词会在同行间留下多么强烈的印象。误会可以解释清楚，由误会引起的误会，却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人生是在与人交往中度过的。在交往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发生种种误会。当我们误会别人时，我们会期待别人的宽恕；当我们被别人误会时，我们要宽恕别人误会。误会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即使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也无关乎人之善恶，仅仅是误会而已。有机会，可以设法澄清；没有机会，只能等待，等待到人生终了。因误会而引起的误会，当事人也控制不了。至于由误会而生恨、报复，小则毁掉友谊，大则酿成悲剧，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