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两点意见

周育民

一、关于设“朝纪”

我主张以传统纪传体为基础，有所改造创新。我国史书体裁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和章节等体，纪传体由于信息包容量大、类目清晰而历来被视为“正史”。《清史稿》之列于“二十五史”，得益于其纪传体之体裁，但因由前清的遗老遗少在民国时代匆匆编写，观点陈旧，编列粗疏，才有重新编纂之必要。新修清史如不以纪传体为基础，不管编纂者主观意愿如何，根据中国史学的传统，决不可能取得如“二十五史”之地位，这对新修清史的历史地位影响至巨。

以纪传体为基础，并非简单沿用《清史稿》体例，而应有所改造创新。如何创新，有些先生提出引进通史、专史、编年史体例，我以为不妥。以纪传体为基础的创新，并不是简单地把其他史体并入即可，而是在纪传体中吸引其他史体的长处。

旧纪传体强于传人，弱于纪事，故章学诚批评其“大势难贯”。如何“贯大势”？有两种主张，一为纪事，一为论说。前者如章学诚直采纪事本末，章太炎设“记”体，梁启超设“载记”；后者如罗尔纲创“叙论”，白寿彝列“序说”、“综述”。近来在讨论清史编纂体例时，有些先生亦主张以章节史体以“贯大势”。我以为一部史书，体裁应一致，一部分采章节体，一部分采纪传体，一部分采纪事本末，势必支离。

我认为，将旧史“帝纪”改为“朝纪”，采纪事本末体之长，按朝纪事。如“光绪朝纪”列边疆危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事，按年代顺序分叙。诸帝生平另列传，兼顾诸帝于朝纪外之行政事项。如此，则一朝大事，见于朝纪；朝纪不备之要政，载于帝传。编年之意，亦涵其中。叙事之法，旧史之纪事本末体依年叙事，条理不彰，则可采章节体之长（但不必分章节）。

章学诚认为史书的最高境界是“圆神方智”（《文史通义·书教下》），《尚书》为圆神之典，《春秋》为“方智”之范，二者不宜偏废。以论说“贯大势”，作者无拘于题目义例，或可“体圆而用神”，但无定法规制，难合“体方以智”的要求。别开“朝纪”，既保存纪传体之本色，又采纪事本末体之长，兼顾编年序列之法。一朝大事，均系于“朝纪”，以大事“贯大势”。“朝纪”之例，选事用神，叙事以智，或许符合这“圆神方智”的要求。

“朝纪”叙事之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旧纪事本末体，即将所纪史事的相关史实按年月编入，而是兼采章节体史书的优点，对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等有适当论列。

二、关于使用图像

图像运用，在文献中十分重要。郑樵《通志·图谱略·明用》曾说：“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军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

旧史无图像，曾引起章学诚的批评。他认为，史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存图像：“史部鸿载，兼收博采，并存象学，以备遗忘”。他说：“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章氏遗书外编·永清县志·舆地图第一》）新修清史应该保存清代珍贵的图像资料。

章学诚提出，不仅要保留已有之图谱，亦可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他强调的是舆图。对于新修清史需要采用新式舆图，已经为大家认同。我在这里提出的主要是以下一些图像资料也应该编入史册。

1、人物像。古代圣贤君王将相，后世不得睹其相貌；画家依文字描述而绘图像，毕竟难为信史。清代名人，可以入传者不少皆有其写生画像和照片，应该规定：传主如有画像、照片者，至少选一幅附于正文。

2、宫舍、陵寝、苑囿。清代宫舍、陵寝、苑囿现在大都保存完好，应该采用现代摄影技术加以保存，选用入史。已遭破坏者如圆明园等，采用故宫博物院现藏原图摄制选用入史。对于这些建筑物的布局，如无原图，可以彩绘。

3、重大事件、典礼绘图。清廷对于重大事件、典礼都请画师图绘实景，现在大都保存下来，可以选用部分入史。

4、器物。如兵器、军舰、设施、军旗、国旗、军服、官服、仪仗等等。没有合适的图片资料时，可以彩绘。清末有军歌、国歌，应配有歌谱。

5、优秀美术作品。清代书画家入传者，可选用其现存的代表作入史。

在现代摄影、印刷技术已经完全能够支持的情况下，新编清史将改变旧史那种只能以文字、图表记载历史的方式，而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有清一代的历史。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