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9月25日

《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黄昏直面知识的界限》这本书1996年在美国出版时，曾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没想到，去年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出来了，尽管只是最近才在书店里见到。封底赫然印着科学大师们的评语，“一本坏书”、“胡言乱语”云云，大概是商家也想制造点轰动效应。不过，这本书在美国能轰动起来，未必在中国就行，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书中提到那些科学界名家不太熟悉，对书中讲述的比较艰深的科学思想未必感兴趣，对带有特定宗教文化情绪的“世纪末”、“终结”等词的象征意义也缺乏认同。

中译本译得不错，有时候还很传神。译者是一群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是本行，专业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就很少。但也不是没有缺陷，比如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译成《逻辑哲学随想录》，第392页），不知道既是神学家又是人类学家、跟我们中国的周口店猿人发现很有点关系的德日进神父（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第375页）。这些也算不上什么大错。但有一个失误得提出批评，第273页，把“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说成是“日本”的，这令我非常气愤。尽管可能是原文错了，但一定要加译注说明。我们华人就这么一位顶级音乐大师，怎么能变成日本人。

出版印制方面的毛病比较多。原文书名不全，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没有。错别字较多，最多的是把“说道”写成“说到”，无数处。还有些是国内出版翻译作品的通病，书尾没有索引，把外国人自己编好的索引都删了。索引除了起检索作用外，对翻译作品而言，它还可以在全书起规范人名译名、主题词译名的作用。没有了索引，那些冷僻的人名概念就只好在书中加注原文名了。但什么样的人名、什么样的专有名词和概念，还有书名，应该在文中补上原文以助理解，难以严格划定。对此现在国内出版界完全没有规矩，十分混乱，出版当局应该尽早制定一个关于翻译作品的强制性标准。

该书作者霍根是一位美国科学记者、《科学美国人》的资深撰稿人，具有西方记者通常具有的那种尖酸刻薄和咄咄逼人，因为西方记者是无冕之王嘛。这样的记者风格我们领教得不多，特别是把这种风格带入科学人物报道方面。在我们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享有崇高的威望，连气功大师们都愿意往科学方面靠。科学人物报道往往是表扬性的，说科学家如何辛苦、如何积极工作为国争光、如何不计名利等等。这本书令人大开眼界，充分暴露了科学家丰富的人性──既是人，就有优点和弱点。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在霍根的笔下，那些大腕科学家们许多都是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装腔作势、心胸狭隘，而这些性格缺陷又同科学大师强劲的思想魅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科学众生相。

不知道霍根受的是怎样的教育，他大学是学文的还是学理的？介绍上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那他就是学文出身了。他对人物外貌和性格的出色的描画本领，显示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不浅。可他对科学前沿的熟悉又格外令人吃惊的，他的这本书几乎是近20年来重大科学进展的一个全面而生动的介绍。联想到前几年美国记者格莱克写的《混沌：开创新科学》，真使我们窥见了美国通才教育的巨大优越性。我国也出过不少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从20多年前的《哥德巴赫猜想》到不久前的《中国863》，大部分都只写到了科学家的外部社会生活，没有深入到他们的科学思想中去。不知道是我国的科学家都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还是我们的作家不懂不会写。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倒是经常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记者也能以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为对象，写出这么一本科学思想型的报告文学就好了。

书的内容读者得亲自去读，大致是通过对数十个著名科学家的访谈，得出结论说，以发现真理为目标的纯科学已经终结，因为大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剩下的或者只是技术活，或者就是一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玄玄乎乎的幻想。他说的这些现象我都承认，但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因为，在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科学界的状况大概都是如此──有的死干一些技术活，有的瞎想──可科学从来就是在“技术活”和“玄想”之间或缓或急的进步着。霍根对现代这些人挺熟，可惜没研究过科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