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博览群书》1998年第11期

在读书界的科普热潮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大师佳作系列》格外引人注目：它的多种文字同步出版（以英语为母本20多种语言版本同时推出）。

该系列覆盖面很广，几乎包括了当代科学的各个知识领域，从宇宙论、粒子物理学到进化论、考古学、分子生物学，从数学、计算机科学到脑科学、认知科学，既有古典的学科，也有新兴的学科，既有物理科学，也有生命科学。待到全部出齐，必将对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当今科学的状况，起重要的帮助作用。

作者大多是前线科学家（working scientist），亲自参与科学研究工作，熟知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像《人类的起源》的作者理查德·利基，是世界级的考古大师。由他们来向公众普及科学，具有十足的权威性，而且，有举重若轻、厚积薄发之妙。

还有许多作者本人并不是前线科学家，但却都是长期从事科普创作的作家，还有的是哲学家。尽管如此，他们对所写作的领域非常熟悉，都曾经有不止一部同类的科普著作问世。纳入这个系列的作品，对他们而言是驾轻就熟。

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专业化，前线科学家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小，越集中，另一方面是越来越横断化、整体化，每一个领域的进展都刷新着人们对其他领域的理解。

像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这类古典的难题，至今作为一个谜保持在科学前沿的探索中，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吸引着并不精通科学的普通人。第一批出版的《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最后三分钟》和《人类的起源》，正是作为权威科学家讲述的权威的“起源故事”而备受读者的青睐。

与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前沿不同，当代科学有一个总的前沿，这就是复杂性科学、非线性科学、生态科学，它代表着人类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新的科学范式的雏形。它们因为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因此一开始就以横断学科的面目出现──并不特别属于某一个传统的学科；它们因为只是一个雏形，尚未从传统学科中完全脱胎出来，因此还是在用传统的语言解决传统的问题。从已经出版的《自然之数》和《大脑如何思维》之中，可以领略面对复杂性和非线性时新科学的应对方式。

科普之所以有生命力，因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一种内在的要求。这个要求植根于人类的存在方式，这就是拥有一个世界的存在着。这个世界从前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了解的，但今天，这个世界由科学家来建造来经营，于是，我们有一种盲目的感觉，我们对我们的世界有一种疏离感，我们本能地要求对世界有一种切实的把握，于是我们渴望了解科学，并通过科学了解世界。

记得我在评“第一推动”丛书时曾经说过，该丛书比较注重科学上的准确性，但忽视了人文方面的背景。这个问题本丛书依然存在。在我看来，科学普及的本质是恢复科学的人文性，无论是用文学的手法还是用历史的手法，无论宣传科学的科学内容，还是科学的哲学思想，都是在让科学贴近人生、贴近人性。因此，科普著作应该特别的注意人文方面的水平，科普著作的翻译，应该特别注意与人文相衔接。这套“科学大师系列”的作者们，知识渊博，纵横捭阖，引经据典，俱是信手拈来，也正因为此，它们才能被称为“佳作系列”。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

这样一来，对译者的要求就高了。长期以来，我们文理分家的教育体制，造就了不少专家，但也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分裂。我们的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往往比不上西方的科学家，特别是西方文史哲方面的人文修养。在翻译这套书时，肯定会感到吃力。出版社方面如果能邀请从事人文研究的专家一同工作，或者就像找科学家把科学关一样，找人文学者把人文关，译本的水平将会更加完善。

举《大脑如何思维》一书为例。这本谈论“智力”的著作，因其触类旁通，旁征博引而写得妙不可言。译者为方便读者加了不少注，这本来是为弥补读者知识面欠缺的举动，但可惜有些有明显的错误。比如关于伽利略的注，说伽利略最后被罗马教廷处死；关于柏拉图洞穴的注，说柏拉图与其弟子经常在洞穴中讨论哲学问题故而得名。实际情况是，伽利略晚年被监禁，并非处死，在监禁时期还写下了他两大对话中的第二部，即《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第一部是《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柏拉图的洞穴出自他的《国家篇》（旧译《理想国》）第七卷，说的是有些人就像从小就被捆绑在一个洞穴里不能转身，眼睛只能看见被背后的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久而久之，他会认为这些影子才是真的，而外面的太阳却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这个比喻是想说明现象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还有一些译名未采用习惯用法，令人觉得两种文化的隔膜。比如，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被译成了“拉曼特利”，他的著名的《人是机器》，被译成《人—机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译成“科尔里奇”。

我还是那句话，科普著作首先要保证科学上不出错，因此让科学家把关是非常必要的，但科普著作将面向广大读者，应该与汉语人文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