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亚健康”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成长水平而变化、发展。

“健康”的变化趋势，是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越来越小。最早的健康的概念是指身体健康。后来心理健康的概念也被普遍接受，于是“身心健康”的概念开始普及。现在，关于“灵性健康”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接受，于是，“身心灵健康”的概念也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我把身心灵的健康称为“大健康”。

什么是灵性健康？

要理解什么是灵性健康，马斯洛在晚期提出的一些概念很有帮助。这些概念是：“超越性需要”（mataneeds）、“超越性价值”（matavalues）和“超越性病态”（matapathologies）等。马斯洛在晚年还提出了“后人本心理学”（或者译为“超个人心理学”）的概念。

所谓“超越性需要”，是指人在基本需要满足后出现的需要，包括自我超越需要、大我实现需要。

所谓“超越性价值”，是超越性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价值感。

如果“超越性需要”和“超越性价值”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出现“超越性病态”。所谓“超越性病态”是指当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人的需要的满足没有继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向精神的深度发展，这样就会产生无意义感、无聊感、枯燥感、空虚感等感觉。如果经常具有这些感觉，就是处于“缺乏超越性的病态”，简称“超越性病态”。

“超越性病态”之所以会出现，其原因之一在于，人的五种基本需要的满足对超越性需要的出现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停滞在自我实现的水平，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往后退。

马斯洛指出：“一般说来，这些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由宗教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把它作为精神上的或者宗教上的缺陷来探讨的，而不是由生理学家、科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作为精神病上的、心理上的或者生理上的‘病态’、发育不全或者萎缩来研究的。”（马斯洛《人性发展能达的境界》，转引自《人的潜能与价值》第219页。） 

也就是说，“超越性病态”可以理解为“心理上的或者生理上的‘病态’、发育不全或者萎缩来研究的。”“超越性病态”也就是指灵性的亚健康状态。

“超越性病态”或者说灵性的亚健康状态常常通过心理情结和心理障碍表现出来。

关于阻碍人达到灵性健康的心理障碍，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约拿情结”。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是：人不仅害怕自己丑恶的、渺小的东西，也害怕自己美好的、神圣的东西。如果有人身心方面都是健康的，但没有灵性方面的健康，仍然不算真正的健康。用佛教的话来说，他仍然只能处在轮回中。只有同时具备了后两方面的健康，才能够打破循环，走向开悟、涅槃。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搞过一个全球性调查，结论是75%的人都是亚健康状态。考虑到这调查主要是针对身体和部分心理，不包括灵性健康的情况，可以说有亚健康状态的人的比例还要高，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亚健康状态。 

“大健康”问题的提出，是为了适应人类需要满足水平的不断提高的现实。健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要满足的问题，也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

 关于超越性病态的例子，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为什么不少人功成名就、有自我实现之后仍然不满足、不舒服？他们缺乏灵性健康，有超越性病态。

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有明显的恐惧、无奈、空虚等。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详细思考。柴可夫斯基也许可以算一个。您认为呢？

行文至此，我想到我所崇敬的作家茨威格。他的《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令我终身难忘。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有一些疑问。他为什么会自杀？这与他缺乏超越性是否有关？下面文章来自网络。

《茨威格的诀别》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自杀当天写的绝命书：“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在自杀之前写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份更详细的绝命书。他在回顾一生时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过的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便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这个武器的效用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却急不可待，失去耐心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个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们遭到的厄运，但他去国离家，成为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同样各受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肉体的疲劳，而是心灵的疲惫。就像他在《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

      加上他为人正直，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自相残杀的野兽，使他理想破灭，万念俱灰。在他自杀前几天，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进一步感到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他相信人们总有一天可以看到“旭日东升”，但这需要等待，需要经过长期的善与恶的搏斗，而这场搏斗中他只能等待，只能忍受，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种等待便是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亡乃是返回故里。他不是战士，他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能指望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作家，他曾为别人的苦难，笔尖蘸满了同情，写下了一篇篇催人落泪、动人心弦的作品，让我们也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为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的殒落而谴责那罪恶的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