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贴曝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遭校方解聘。校方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对此，武大宣传部回应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广州日报》11月17日）

面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指责，武汉大学有关人士作出了解释，似乎既合乎情理又合乎法律，但是，在四眼先生看来，更多的是体现了油滑和世故，不管从法律的角度看武汉大学有没有责任，出于人道主义，武汉大学都应尽可能协助张教授渡过难关。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应该是人们精神的脊梁，要负载社会道德观以及价值、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的地方，武汉大学“病榻前宣布解聘”张在元教授无疑是击中了高校功利的软肋，挑战了人们对大学保守文化品格的守望的信仰。

我想，当张在元教授在病危时刻，并不差钱的（至少是一个有功的老教授的医药费还能够承受）的武汉大学，能够冒着被天下人所不齿的压力解聘教授，无非就是功利的认为张在元已经病危，已经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殊不知武汉大学这样的操作虽然可以少花几万块钱，可是如此不仅会被人耻笑不仁不义，还会丧失民心。试想，此时有多少老师在想：一个知名教授的遭遇尚且如此，假如是我等遇上同样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精明管理者的都知道，管理中刚性的制度并不是可以包治百病，解决一切问题，许多时候的人性化的管理赢得的信任与认同，倒是可以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是弥补制度的缺憾。无数的经验表明管理者的魅力之一就是对下属体贴、亲近、同情，甚至当下属的行为出现一些偏颇的时候，能够站在下属的角度，去看看有没有情有可原的地方。这样，即便是下属受到处罚，也会从管理者的情感中受到感染，从管理者的情感与理智中看到希望，才会在心服口服的接受批评的同时想着如何弥补损失。一位过于冰冷的管理者，终究会让下属失望，下属自然不会买帐。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何管理者如果是一直刚性的执行政策，老百姓自然就会有聪明的对策来应对。当然，如果是所有校长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在管理中以人为本，多多为下属考虑，自然就会出现“士为知己者死”的局面，遗憾的是我们的身边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反例，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许多学校的校长总是过分的看重权利的行政作用，忽视权利的服务功能。总是喜欢在那里无视老师的疾苦利用职权大呼小叫，而不知许多老师其实在内心已经不买帐了。这样想来，应该是“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注解了吧！

教育的最终执行者，是教师。学校能否让社会满意，教育能否让人们满意，关键是要看一线教师的表现。当人们对教育集体失望，纷纷抱怨当今教师素质低下的时候，武汉大学的“病榻前宣布解聘”这个个案无疑是折射了当今一线教师的生存状态。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有多少老师能够一心奉献，踏踏实实的教书育人呢？政府重点投入的大学尚且如此，那学政府投入不足的乡村基础教育又会如何呢？

鲁迅说过，在未有天才之前，要关注天才成长的土壤，因此，要想中国教育培养出顶尖人才，首先就是要关注教育生态。在此，四眼先生呼吁尊师重教要落到实处，如果是没有人切实关心一线教师的生存状态，教育就不会有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