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成本高企是近几年来困扰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大病症：市场上的资金逐渐流向了少数能够支付得起高昂资金成本、或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部门，前者如房地产业，后者如地方融资平台；而那些原本亟需资金的行业却由于得不到供给，逐渐出现产业萎缩乃至空心化的后果。对资金的提供者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其影响也是不利的，所投贷资金集中到少数行业会增大信用风险，容易引发危机，美国房地产“次贷”就是最好的例子。本文的目的，旨在揭示探讨我国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隆起的背后成因及风险化解。

一、资金成本隆起的起点

    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隆起的一个明显的时间点，就是2010年，当年由于国务院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关注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原本极为宽松的银行信贷开始紧急收缩，两大投向的表内银行贷款被严厉挤压，进而引发资金紧张，整个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开始被抬高起来。

而进一步分析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受政策挤压的起点，又需要将时间追溯到2008年政府出台宽松信贷政策。

    从上表可以看到，2008年底的社会融资规模仅有7万亿元，而到2009年底，这一规模陡增了一倍：达到13.9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从4.9万亿元增加到9.6万亿元，也增加了近一倍。

    暴涨背后，就是在始于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为了抗危机、保增长，于2008年11月公开出台了一个扩内需的十项投资计划，规模高达“四万亿”。政策出台后，社会上各类配套资金蜂拥而出，信贷作为最主要的社会融资工具，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占绝对比例。银行信贷闸门被轰然打开，各行业一时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眷顾。而房地产业与地方融资平台得益于其行业特点，成为了当时两个最大的蓄洪池。

    但这一宽松信贷模式仅仅维持了一年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和天量信贷投放，导致2010年的通货膨胀速度明显加剧，中国消费品价格普遍出现上涨，尤其是房价快速提升，包括钢铁业在内的诸多传统产业出现严重过剩。2010年4月，国务院连发三道金牌要求坚决遏制疯狂上涨的房价，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6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清理整顿。银监会则在高速行驶的信贷投放列车上猛踩了一脚刹车，针对房地产贷款和融资平台公司贷款进行强力紧缩。

    从表1可以看到，在政府强力调控下，2010年底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7.9万亿元，较2009年下降了1.65万亿元，同比下降17.18%，社会融资规模则相比上年几乎没有增长。2011年新增贷款进一步下降为7.46万亿元，同比下降6.07%，而社会融资规模更是同比减少了8.49%。

   下图显示了2009-2010年新增贷款同比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的断崖式变化：

    具体到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规模，根据国家审计署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0.7万亿元，规模占2010年GDP总量的26%，此后地方融资平台继续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到2013年6月底，审计署公布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的债务规模已高达17.9万亿元，占2013年GDP总量的31%。（见表2）

    房地产投资方面，在政府出台四万亿政策前，2008年房地产新增开发资金为3.96万亿元，相比上年增速为5.71%；刺激政策出台后，2009年房地产新增开发资金猛增到5.78万亿元，增速高达45.89%，此后房地产投资规模一直保持在10%-20%左右增速水平上。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2010年政府出台政策对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业两大投向紧缩信贷规模以来，尽管银行对两大部门的表内贷款出现大幅下降，但实际投资规模并没有降下来，反而有了进一步增长。这说明，在银行表内贷款之外，两大部门又找到了其他融资途径，解决了信贷资金短缺问题。至此，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隆起与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崛起，均找到了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