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症结到底在哪？曾经国务院派出9个高规格专项督查组，“微服私访”，花了10天时间深入到江西等18个省（市区）进行督查。发现了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等四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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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四大问题，是在国务院督查组走访、座谈700家多家企业之后，总结归纳出当前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问题正成为制约民间投资意愿提振和投资规模扩张的“桎梏”，更逐渐成为损害中国经济正常发育的“毒瘤”。因此，桎梏不打破、“毒瘤”不切除，民间投资意愿不可能提振，中国经济将有继续下滑之危。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桎梏”和“毒瘤”又都是些什么？笔者认为桎梏是各级政府部门头脑中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滋生出的支持民间投资的守旧意识和怕担风险的不作为心里；“毒瘤”应是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合作意愿、单纯注重部门利益，导致出的支持民间投资手段乏力和积极性不强。可见，要及时、有效解决上述四个问题又绝非易事，因为这些问题从表象上看，属于简单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经济与政治掺杂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它不仅需在经济层面继续制订和出台相关政策，夯实经济增长基础，更需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场深刻革命，为提振民间投资愿意释放更大政策空间和活力。一句话，打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格局，仅单纯从政策制度层面上切入已远远不够，需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进行一场全方位深刻革命，民间投资复兴才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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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么说，并非无病呻吟或故弄悬殊。因为四个问题背后体现的却都是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

从目前民间投资缺乏公平待遇上看，尽管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民企的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等方面要求与公有制经济平等对等，但实际执行却很不到位，让非公制经济屡屡碰壁和遭白眼。其关键原因在于执行政策的政府职能机构尚未从计划经济及政府主导经济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总认为民营资本不守信，过分担心道德风险，因而不少地方和金融机构依然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骨子里的“重大轻小”、“重公轻私”理念尚未根除。

从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看，尽管中央政府近年出台了若干优惠金融政策，也通过多次降准降息，应该说民企融资状况应大为改观，可令人惋惜的是民企仍处融资水深火热之中。其中原因在于银行在经营主观上过分注重防范自身风险和提高自身经营效益，而对社会效益及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考虑不多，致使在信贷上投入上“重国企轻民企”，把大量资金投向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业上；在对待民企贷款上不敢多放贷款和放长期贷款，以至在关键时候抽贷、断贷等现象令民企痛不欲生；在中间服务收费上变着“戏法”明减暗增，令民企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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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审批事项上看，近几年国务院精减了审批项目近千项，按道理民企投资环境应宽松了，受到不必要的制约应大大减少了，可现实中民企为跑一个项目或搞一项投资仍需煞费心机、求爹告奶，手续繁琐，效率不高，办事很不顺畅。这其中原因在于一些政府职能机构不愿“丧失”权力，行政有形之手不愿从市场缩回，依然留恋对市场干预的权力，更有借助行政之权捞取部门利益的“小算盘”作怪；有些甚至边减边增，看不见的门槛更多了起来，使民企面前的“玻璃门”“旋转门”等无法打破。

从民企投资成本看，除了用工成本、社保成本暂时难以降下来之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电费长期居高不下，各类税赋依然较重，影响了投资意愿；尤其最近因土地价格暴涨诱发企业用地困难闹出的华为跑了离开深圳的笑话，很耐人思考。而导致这个问题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断提高土地出让价格；加上经济下行财政困难在降低社保收费上力度不到位，致使民企难堪重负。而且，一些部门趁机搭车乱收费之风不止，也在很大上加重了民企经营成本和负担。

很显然，提振民间投资意愿是项复杂的系统社会工程，除加紧推进相关经济改革和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之外，应把更多精力放在社会意识形态再塑上，只有各级政府职能机构彻底转变了思想观念，彻底在思想上消除了“私心杂念”，克制了应该克制的行为，放弃了应该放弃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完全统一到中央经济改革和发展部署上来，民企投资可能面临的各种障碍才会消除，瓶颈才会打破，民企投资意愿也才会真正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