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一天,一陌生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些话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希望能见面后详谈。
那天下着小雨,一名瘦瘦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家住铜仁市谢桥办事处的他名叫陶同学,今年40岁,艾滋病毒已伴着他度过了9年。
他约见我的目的是想请我对他进行采访然后写成文章刊登出来,并愿意说出其真名,刊登其照片。
陶同学说他的此举是:“如果我不站出来作榜样,那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鼓起勇气起来同病魔作斗争。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和我一样的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沿着他断断续续的倾诉,那些日子恍若浮现眼前——
与艾滋病毒同行的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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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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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答应了卖血
1995年的春节我过得十分不愉快。那时,我已离婚两年,儿子又是跟着外婆过,没有固定工作的我感到十分孤寂。
那年元宵节不久的一天,邻居唐某某对我神秘地说,去河南打工很好挣钱的,每天挣五六十元不成问题……2月22日一早,我们9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铜仁客车站。
像是有着某种预感,在我将上车时我突然不想去了。那一刻,我想到了年幼的儿子正需要父爱,背井离乡的生活也许很难。我就说出了我的想法,同行的他们见我想打退堂鼓,就一个劲的好说歹说将我劝上了车。
25日凌晨,我们到达了河南省睢县。在这里,我才知道,所谓的挣钱就是来卖血!由于在路途中我垫支了大伙的食宿费用,所带的钱也用光了,想回家,但又回不了家。无奈之中,我想看看情况后再作打算。是啊,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达睢县后就直接来到了睢县血站。走进那高墙之中的血站时感觉像是影视上的囚徒走进了牢房。同行的他们同我一样,不情愿卖血,但没有钱,怎么回家呢?
我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答应了卖血。
■ 许多人的血在离心机里轮回
异乡的天似乎亮得很早。
25日早上6点,我们被通知等候卖血,此时,大约有200人也在此等候卖血。
不久,我被叫到验血室抽血化验,然后就说我的血是合格的,叫我到抽血室去。我的脚刚踏进抽血室,就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得不敢动步:窄窄的房里挤满了6张床,睡在床上的人身边各放着两个血袋,鲜红的血正在胶管里流淌。一个卖血的男子告诉我,这两袋血有800毫升。
我的老乡先躺在了床上。当一股又一股的血从他的手臂里流出时,我担心起来:抽了这么多血,也许会死的?于是我转身就跑……谁料被护士长和一名护士将我拉了回来,并被她俩抬到了床上。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护士边操作边“安慰”我,第一次抽血害怕是很正常的,以后就不怕了。由于我是第一次卖血,血液的浓度大,抽血时总是塞针,护士就找来一根约有10多厘米长的竹签顺着针头直接捅往我的血管里并来回搅动。
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次,有了第二次……成了卖血队伍中的一员。
当年采血浆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抽取每名卖血者800毫升鲜血,然后将血液倒入离心机,经过快速旋转,离心机就会将血液里的血浆和血球分离。随后将血浆导入另一个袋子,剩下的约400毫升其它血液成分,在兑以生理盐水后就顺着针管返回体内。每名卖血者的血液都会在这个离心机里进行轮回。
我的命运就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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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已得了艾滋病
我来这里不久,国家加大了对不规范采血的打击力度。1995年3月底,我结束了1个月的卖血生涯。这1个月来,我一共卖血16次,收入960元。
回家后,我在铜仁市大坪乡搞起了山林承包。我以为,这就是新生活的开始。
1996年5月,铜仁市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到大坪乡某村对从河南卖血回来的人进行抽血化验。我也顺便抽了,但是我没有把抽血化验的事放在心上。
当年快过春节时,我正准备多买些年货好好过个年。一位医生朋友郑重地告诉我:上次抽血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已得了艾滋病!并反复叮嘱我不能讲出去。
“艾滋病”“艾滋病”……我得艾滋病了?我的头脑里突然“轰”的一声便是一片空白,两腿发软瘫在了地上……也许是化验结果出问题了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接到噩耗后的日子,虽然我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身体上仍未感到有什么不适。我就怀疑:是化验结果有误。
从河南回家后,我先是承包山林看管,然后做过小工,卖过水果,还到湖南去帮人打过沙。
1999年底,我和妹妹租了一片塘养鱼,由于哥妹俩精心经营,那段日子不愁吃穿,略有节余,过得还较如意。谁知2000年6月20日的一场暴雨,洗刷了我们的鱼塘,冲走塘里的大部分鱼,快乐而殷实的日子就匆匆结束。
可怕的事实渐行渐近:2000年8月,我的身体有了一些变化:常出现发烧、腹泻、咳嗽,无论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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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拉儿子的手
日子日复一日地流逝。我仍旧在四处找些零工做糊口。
2002年6月10日深夜,我又开始发高烧,流的汗将床垫浸湿了两层。紧接着是没完没了的腹泻。治发烧、腹泻的药都几乎试过了,但仍没有疗效。我一天比一天地瘦了下去,脸上的汗斑成块地粘着我的面部,人们看到我都感到害怕。
7年前医生朋友对我说的话我终于相信了。
每天,我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度日如年,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之舟将会再航行多远?在这段日子里,我想了很多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甚至想先到火葬场交了钱,然后再……
每个夜里,想起自己活泼可爱的儿子将没了父亲的呵护,想起他小小的年纪将会承受生活的压力和种种白眼,想起亲朋的关心和安慰,想起屋后的青山和门前的小河……我就这样绝望地忍受生理和心理的折磨过了一天又一天。
2002年10月份,我的病情突然有些缓解了。当年12月11日,一位朋友告诉我:贵阳市疾病预防中心在为艾滋病人进行免费治疗。问我去不去试试。也许是求生的本能——我还不想死,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几乎没加思索,我就抓住了这根救命的稻草。
去贵阳的前一天,我来到了儿子就读的学校与他告别。我忍着伤痛拉着他的手说:爸爸病了,要去贵阳医。儿子点点头说:爸爸,你放心地去治病,我会好好读书,我在家等你回来。我努力地背过身去,眼眶中的两行泪一下涌了出来,滴落在大街上。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这样拉着儿子的手。
大街上人来人往,我与儿子相拥并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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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在“关爱苑”里重生
2002年年关,我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贵阳市健康关爱苑接受免费治疗。
开始来时,我抱着的是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侥幸心态。一年过去了,在医生和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关爱下,我的身体状况已越来越好。“死亡”两字也不再是如影随行了。
在这里,没有歧视只有平等,没有排斥只有关爱。不认识的领导送来了慰问金;医生为我的一点不适四处奔走;陌生的贵阳人接我去他们家过年;素昧平生的大学生为我捐物……我活下去的理由不仅仅再是为了儿子,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在关心和关注着我。他们在用实际行动演绎着爱的奉献。
我想通过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艾滋病毒而不是艾滋病人。以前我整天因为一个“死”字的笼罩而悲观失望,我早已走出了那种阴影。
如今,我仍在贵阳市健康关爱苑接受治疗,并一边打些零工。今年7月1日至7月2日,我与两名铜仁市籍艾滋病感染者,还向铜仁市大坪乡5户艾滋病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贫困家庭送上了700元钱。这笔钱是我们编织“防艾中国结”所得,我们将继续支助感染艾滋病的贫困家庭。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关注艾滋病人的队伍中来,为更多的感染者撑起一片天空。
我曾在我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年2月24日,艾滋病毒在我的身体里已经住了9年了,算是老朋友了,我常常和它对话,它不怀好意地劝我放弃,而我坚强地告诉它,我决不放弃!因为我还有梦,有梦就会有希望;因为有科学的发达、政府的重视,所有人的紧密团结、相助,共同对抗艾滋病毒就会终将战胜它……
没有来世只有今生。在这里我要向帮助和关心我的人说声:谢谢,谢谢你们了。
我会与艾滋病毒抗争到底的!
链接:
艾滋病发源于非洲,1979年在海地青年中也有散发,后由移民带入美国。1982年正式将此病命名为“艾滋病”。以后不久,艾滋病迅速蔓延到了各大洲。1985年6月,由上海入境的一名美籍阿根廷青年男性游客因艾滋病住院,治愈无效,死于我国境内,这是出现在我国的首例艾滋病。
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但可预防。绝大多数感染者要经过五到十年时间才发展成病人,一般在发病后的2至3年内死亡。
与艾滋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共用工具等不会感染艾滋病,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传播,也不会经咳嗽、蚊虫叮咬等途径传播。
* 原载《铜仁日报》200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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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获“铜仁日报新闻奖二等奖”(2004年第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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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陶同学创办了中国首家民间艾滋病防治协会——贵州铜仁市民间艾滋病防治协会。
2004年12月1日,他走进中央电视台,以一个感染者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发出呼吁:共同抵抗艾滋病!
2005年,在“第七届亚太国际艾滋病大会中国非政府组织论坛”的讲台上,陶同学发表了题为《让红丝带飘起来》的演讲。
图片说明:
2005年11月5日,中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和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联合举办的“我们在一起——艾滋病防治摄影图片全国巡展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艾滋病感染者、贵州铜仁市民间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陶同学出席开幕式,并勇敢站出来向观众介绍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正视疾病、勇敢面对的精神和互相关爱、彼此支持的态度。
徐曦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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