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消息

（《河东狮吼三十年》一）

有时，我会想我们这代人的起源。也就是说，在我们写诗之前，有什么样的诗歌是可供借鉴、植根、确认自身或者反驳之用的。古典诗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传统。新诗传统，由于四九年以后的中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年代初已经衔接不上。我们惟一的来源是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人群的写作。我曾说过“长兄为父”。但毕竟相距的时间太短，从受其感召启蒙到不满足企图另起炉灶，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大约两三年）。那么，我们又是以怎样的诗歌方式或者样式对北岛们加以反驳的？弑父需要求助于祖父，但这个祖父的的确确又是不存在的。我们将乞灵于何处、何人、何物，用以填充武装自己，塑造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

借助翻译诗歌是必然的。其实，中国新诗，从方式到旨趣都可说是西方诗歌的某种延续，是它的分支或者分流。但接触西方诗歌（包括诗歌史）在绝大部分人那里必须通过翻译。于是就有了问题。按佛罗斯特的意思，诗恰是在翻译中丢失的那一部分。实际情形也如此。就八十年代而言，诗歌翻译的面积不仅相对狭窄，成功的就更加微乎其微。所谓成功，就是要在现代汉语里复活，显示出活力和魅力。仅就我的阅读而言，当年除了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以及佛罗斯特、史蒂文斯、叶塞林、博尔赫斯、勃莱、特朗斯特罗姆、普列维尔等少数几位诗人的译作稍有亮色外，大部分的诗歌翻译都可以说是无效的。而且东鳞西爪不成系统。

翻译的阻隔使我们产生了想象。这是一笔财富，这里先记下。此外，非诗文体还是可以通顺翻译的。于是就有人通过观念或者理念猜测和重构诗歌作品。犹如通过图纸建造并未目睹过的建筑实物。这的确是一条路径。比如杨黎就迷上了罗布-格里耶和维特根斯坦。前者是观念巨大的作家，后者是数理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两人都不写诗。

尚有一些人通过阅读翻译小说汲取灵感，用以构造新的诗歌样式。它的普遍性很难说，但至少我有这样的嫌疑。说嫌疑，因为这在当时并非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行为，而属于事后的侦测。但阅读翻译小说，在当时的文艺青年中却是普遍的。

现在看来，我的一批反驳性质的诗作，和数年来大量阅读翻译小说应该大有关系。这批诗包括《海啊，海》、《我不认识的女人》、《一个孩子的消息》、《水手》、《山民》等等。其中的叙述性、象征性、虚构、猎奇和传奇一望而知。小说读了很多，但被运用于诗歌的并非是最好的那部分（当时就有判断）。比如卡夫卡、菲茨杰拉德就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诗歌。反倒是一些非一流的作家，比如勒克莱齐奥，因其显然的诗意、优美、异国情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一时段很快就过去了（大约一两年）。但它对我写作的影响可谓深远。

去年十二月，我去云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见到了勒克莱齐奥。我们是同机前往丽江的。一进机舱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他坐前面的商务舱），但我并没有走过去打招呼。整个会议期间，我们也没有交流。返程时又是同机，会务组预定的座位仍然等级有别。途中经停在航站楼休息，不得不面对面了，于是就聊了几句天气。我并没有自我介绍，告诉勒克莱齐奥我早就读过他的东西，并且受到启发。按道理我应该向他致意，但最后还是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况且他是一个朴实的绝非装腔作势的人（就我的印象而言）。

也许这一尴尬的处境说明了我们当年的写作，一切都是没有选择的，都是偶然碰上的。我们是穷人，又很爱面子。出身低微，却心气奇高。我们可能是失礼的，但是趋善的，心里面知道好歹……

·一个孩子的消息

那孩子从南方来

一路上赤着脚　

经过了很多村庄

他是来投奔我

他听说我是北方的豪杰

那些骑马的人

给我带来那孩子的消息

说他还在途中

艰苦地跋涉

他们说

那是个瞎孩子

却有不少心眼儿

是个结巴

却有条金嗓子

他们说他一定能走到这里

在这以前

他就走遍了世界

见过大世面

他们还说

那孩子很讨喜

有多少女人

把他埋进自己肥胖的肉里

用泪水给他洗澡

求他留下来

做她们的小丈夫

那孩子总是奇怪地一笑

转身上路了

谁也说不准他的身世

说不准他想些什么

可他们全都相信

那孩子会有出息

北方已经开始下雪

还不见那孩子来

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我和我的妻子

整天坐在火炉旁

等着那孩子

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