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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消息
(《三十年河东狮吼》一)
我有时会想,我们这代人的起源。也就是说,在我们写诗之前,有什么样式的诗歌是可供我们借鉴、使用、植根乃至反驳的。古典诗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传统。新诗传统,由于四九年以后的中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已经不起作用。我们惟一的来源是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人群的写作。我亦说过“长兄为父”。但毕竟相隔的时间太短,从受其感召的启蒙到不满足另起炉灶,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大约两三年)。那么,我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诗歌方式或者样式对北岛们加以反驳的呢?弑父要求助于祖父,但这个祖父的确又是不存在的。我们将乞灵于何处、何人、何物,用以装填武装,塑造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
借鉴翻译诗歌是必然的。其实,中国新诗,无论从方式或旨趣而论都是西方诗歌的某种延续,是西方诗歌的分支、分流。但有一个问题,接触西方诗歌的绝大多数人必须通过翻译。按弗罗斯特的意思,诗恰是在翻译中丢失的那一部分。实际情形也如此。就八十年代而言,诗歌翻译的面积不仅相对狭小,成功的更是微乎其微。所谓成功,就是要在现代汉语里复活,显示其活力和魅力。仅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除了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还有弗罗斯特、史蒂文森、叶赛宁、勃莱、特朗斯特吕姆、普列维尔少数几位诗人的译作稍有光彩外,大部分的译诗都可以说是无效的。且东鳞西爪不成系统。
翻译的阻隔使我们产生了想象。这是一笔财富,这里先记下不论。此外,非诗文体还是可以翻译的。于是就有人通过观念或者理念猜测和重构诗歌作品。犹如通过图纸建造并未目睹过的建筑实物。这的确是一条路径。比如杨黎就迷上了罗布-格里耶和维特根斯坦。前者是观念巨大的作家,后者则是数理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两人都不写诗。
尚有很多人通过阅读翻译小说汲取营养,并构造新的诗歌样式。它的普遍性很难说,但至少我有这样的嫌疑。说嫌疑,因为这在当时并非自觉的有目的的行为,而属于事后侦测。但阅读翻译小说,在当时的文艺青年中却很普遍。
现在看来,我的一批反驳性质的诗作,和数年来大量阅读翻译小说应该是大有关系的。这批诗歌包括《海啊,啊》、《我不认识的女人》、《一个孩子的消息》、《水手》、《山民》等等。其中的叙述性、象征性、虚构性、猎奇以及传奇一望而知。小说读了很多,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运用于诗歌。这一部分不见得是最好的(就小说本身而言)。比如卡夫卡、加缪就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诗歌。而一些并非一流的作家,比如勒克莱齐奥,因其显然的诗意、优美、异国情调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这一时段很快就过去了(大约一两年)。
去年十二月,我去云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见到了勒克莱齐奥。我们是同机飞往丽江的。一进机舱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他坐前面的商务舱),但并没有走上去和他打招呼。整个会议期间,我们亦无交流。返程时又是同机,会务组购买的机票仍然等级有别。途中经停在航站楼休息,我们不得不面对面,不得不说话。聊了几句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没有自我介绍,告诉勒克莱齐奥我早就读过他,并且受到过启示。按道理我应该向他致意,但最后还是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也许,这一尴尬的处境象征了我们当年的诗歌写作,一切都是没有选择的,都是偶然碰上的。我们是穷人,又很爱面子。出身低微,却心气奇高。也许我们是失礼的,但是趋善的,心里面知道好歹……
·一个孩子的消息
那孩子从南方来
一路上赤着脚
经过了很多村庄
他是来投奔我
他听说我是北方的豪杰
那些骑马的人
给我带来那孩子的消息
说他还在途中
艰苦地跋涉
他们说
那是个瞎孩子
却有不少心眼儿
是个结巴
却有条金嗓子
他们说他一定能走到这里
在这以前
他就走遍了世界
见过大世面
他们还说
那孩子很讨喜
有多少女人
把他埋进自己肥胖的肉里
用泪水给他洗澡
求他留下来
做她们的小丈夫
那孩子总是奇怪地一笑
转身上路了
谁也说不准他的身世
说不准他想些什么
可他们全都相信
那孩子会有出息
北方已经开始下雪
还不见那孩子来
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我和我的妻子
整天坐在火炉旁
等着那孩子
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