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出版回答《竞报》真十

真十：这本书书名可能已经很多人都问过了，但你居住在大城市南京，而你这里所写的小城原型是哪里呢？是不是你在苏北生活的县城？

韩东：是。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里都住过。《英特迈往》中的县城是以洪泽县县城为原型的，只不过是七十年代的洪泽县县城，并且，复原其风物气氛并不是我的目的。书中的共水只是人物活动其间的场所、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而已。

真十：我个人是安徽滁州人，离南京很近，对南京作家也很熟悉，我觉得南京作家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独立、安静、睿智，与北京的染缸以及上海的市侩都不相同，你心中的南京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在南京最爱去的地方是哪？

韩东：南京有它特别的氛围，但作为写作的地方并不具有突出的优势。关键还在于人，写东西的人。南京也有蝇营狗苟之辈，而北京、上海也有优秀踏实的作家。我喜欢南京是因为它比较中庸，不南不北、不大不小、不土不洋、不紧不慢……这是从写作角度说的。从生活的角度说，喜欢南京是因为我在这里住的时间长，熟悉了，并且有很多生活中的朋友。南京的中山陵一带很漂亮，并且离城区很近，我比较爱去，但不经常去。

真十：您很少离开南京是吗？那么您对外界的了解是不是集中在网络？网络对您的影响大吗？

韩东：这几年往外面跑得多一点，但南京是我的“根据地”呵，并且只有在南京，在我的工作室里我才能正儿八经地写东西。我的信息来源基本上不是靠网络，看书、读报、听人扯淡，还是比较传统的方式。网络对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主要是交流方式的变化。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去邮局了，和读者之间也有了更直接的交往。两千年左右，在论坛上打仗，情绪非常亢奋。后来觉得得适可而止，就不怎么上网了，也就是在论坛上贴一点东西。前几年新浪就让我开博客，但因时间关系没有开。上个月开了，感觉很不错。网络的确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对于我这样的写东西的人来说应该比较重要，也如鱼得水，当然，这水有时候不那么清冽，但我毕竟是鱼呵。

真十：你是哲学系出身，哲学在写作上有没有给你什么优势？

韩东：没什么优势。我们是七八级大学生，也就是七八年考进大学的，那时候的课程很保守，不比后来。我学哲学但不喜欢哲学，我认为，真实的思考是和哲学相悖的。思考不等于哲学，思考也不是哲学的专利。在这方面应该破除迷信。将思考从哲学以及各种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对此我比较有兴趣。

真十：为什么会从诗歌创作转为小说创作？是不是以前就一直并存，或者是现在还是并存？

韩东：不存在为什么，都是写东西，没那么对立、泾渭分明。还有一点就是，谁都不是生下来就要写诗或者写小说的，或者生下来就是要写作的。我写各种“文体”的东西，并不互相妨碍。冲突自然有，仅仅因为时间分配，你得集中精力地去做一件事。所以，我二十岁到三十几岁时诗歌写得多一点，三十多岁以后小说写得多一些。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写作长篇上，没准有一天我就不写长篇了，甚至完全不写了，谁知道呢？

真十：从写诗到写小说的过渡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韩东：障碍不出现在从诗到小说的“过渡”中。写作中的障碍一般来说是天性问题、心理问题，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障碍，或者，客观的外在于写作者的障碍并不是真正致命的。就像命运一样，有人天生有障碍，比如卡夫卡，但并不表明他的东西就写得不好，他的障碍不是客观意义上的障碍。有人天生没障碍，或者自以为排除了障碍，也不说明他的东西就写得好，没有任何缺憾。“认命”比较重要，如果天生是一个有障碍的人，那就保留这份障碍，以创造奇观。如果天生没有障碍则更要恭喜，得少受很多的折磨。写作的人会有职业病，就像洁癖一样，但并不是所有写作的人都有洁癖。关键还在于，有无障碍都不能保证写作的质量。尤其是，障碍不能作为借口。

真十：《小城英雄之英特迈往》从全文来看，比你前两部长篇小说在张力上明显改善，有了一种宽阔感，是不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了驾轻就熟的能力提升？

韩东：能力是在提高之中，但我的写作不应该依靠这种逐渐积累的能力。有渐进，也应该有突变，我总是想着突变。从思路到方式都应该有完全的不同才好。当然，有你挥之不去的东西，既然挥之不去，你就不应该怕失去它。也有可能，你自以为写了一部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别人读起来还是老一套。那也成，至少在主观上你不是“守成”的没出息的吝啬鬼。

真十：从小说的行文逻辑来看，朱红军这个人的死放在这个时代，是必定要发生的，他的死是不是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是不是如果时代停留在朱红军小时候，那么他就不会死？

韩东：这个问题很可爱，是真的读进去的人才会问的。但我的确无法回答。每个时代都有很多人死去，有“历史”之必然，但死神降临到谁的头上，却也偶然。就像现在车祸每年要死很多人，但谁死谁不死就说不定了。一般来说，我对偶然更有兴趣，必然中的偶然更是魅力无穷。关于具体的个人的生死，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测都是无效的。

真十：小说上下部分节奏变化很大，就像一个拳头聚集了很多力量一下打了出去，为何要这样写？

韩东：时空。前半部是相对停滞的空间，往后，就越来越快了，时间成为主宰。是时、空关系，也是点与线的关系，也是慢与快的关系，也是，你说的拳头和击打的关系（我喜欢这个比喻）。当然，这样做是故意为之的。因为，我对“往事”有这样的印象，是我的心理体验，少年生活的丰富多端、时间停滞，到青年、中年这一段的风驰电掣。所以后面的章节标题我干脆用年代标出，也是故意的。

真十：有没有想过改变一下口语化叙事方式？

韩东：想过。但不是取消口语方式，采用书面语等等，而是，把不同的语言方式结合进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故意。最好的风格当然是没有顾忌的，海纳百川，但又不故意、不生硬。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确让人心驰神往。但越是向往，就越要警惕了。因为，诚实是前提性的，在诚实自然的状态中去领略五光十色、变幻无穷才是究竟。

真十：程永新说你不该骂《收获》，说《收获》是养大你的母亲，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陈永新这个看法很不对，你可以多发表一点看法。）

韩东：程永新不会这样说吧，至少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这样说。私下里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真十：你觉得当年的断裂宣言最大的意义在哪？

韩东：表达了一种声音，一种不同的声音。文坛的利益阶层总是众口一词，在舆论上实行垄断。当时的市场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网络也刚刚兴起，情况的确堪忧。不同写作的存在应该表明身份，于是一些人微言轻的写作者聚集起来，弄了这个行为。如今有市场、有网络，但垄断仍然无处不在。所以说，不买账的态度及其表达仍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方式完全不同写作，若要争取到足够的生存空间，就得有所行动。个人炒作如今很流行，也很有效果，但超越一己私利的群体力量的表达则少之又少。是不是现在的孩子们都太自我了？太实用了？有人这样告诉我，但我不愿相信。

真十：近些年来，您觉得哪些作品是您觉得好的？哪些评论家的论评是负责的，有价值的？

韩东：刚在博客上贴了一个短文《两条不叫的狗》，谈狗子和顾前，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写得好。最近，我在读尹丽川的诗集《因果》，有很大的惊喜。此外，诗人中杨键我推崇备至，写得比我好多了。八十年代的小安写得非常好，可惜无人知晓。还有于小韦、吕德安等等，别说是大众，就是在诗歌圈子里知道的人也不多。大概是去年，我读了伊沙的《狂欢》，觉得很是过瘾。赵志明写过一个短篇，贴在网上，叫《还钱的故事》，可以说是近年来我读到过的最好的短篇。我是想到那说到那。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写得都很棒，像朱文、鲁羊、何小竹、金海曙、刘立杆、翟永明、吉木狼格、于坚、杨争光、柏桦、杨黎……一时也说不完。当然这些人都是“老家伙”了，对年轻的一代我缺乏时间了解。

真十：从你的小说中，一直能看的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存在，而这本小说中体现的似乎明显了一些，是这本小说发生的事情内在的幽默荒诞，还是你故意安排的呢？比如说表现手法和叙事手段。

韩东：二者都有吧。我觉得幽默很重要，是理解力的体现。没有幽默感，人如何能生存下去？有了幽默至少可以对付一阵子。生活是残酷的，同时也是幽默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幽默犹如光明，自我存在的智慧之光。幽默而非发泄式的搞笑。搞笑是外在的、强加的，而幽默镶嵌在残酷的现实之中，与其融为一体，就是生活本身的品质体现。

真十：你生活中幽默吗？

韩东：有幽默的成分，特别是在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候，特别放松的时候。

真十：你了解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那你对中国现在的农村有多少了解？

韩东：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我有体会，当时我们家在生产队住了好几年。是体会，可能算不上了解。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我缺乏体会，因为离开已经很多年了。

真十：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的作家现在写的东西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当然写作是需要沉淀的，那么您觉得您什么时候能写当下这个年代的人与事？

韩东：我觉得《我和你》写的就是“当下”，另外，在我的中短篇里也有很多是写“当下”的，比如《在码头》、《美元硬过人民币》等。我还会再写“当下”，但没有具体的计划。也可能我写的是“当下”，等到写成发表了，就已经成了“历史题材”。在我这里，现实只有一种，就是经验中的，记忆、印象、想像和梦想都包含在其间。也许，更重要的是写作方式上的不同。最近我在琢磨，怎样以全新的方式写作“历史题材”。

真十：你没有固定职业，那么你在写作之外，有没有其他大一点的想法？

韩东：我理解你的意思。写作对我而言只是维生的手段，当然并不能因此而降低对它的要求。维生也得尽心尽力，不能坑蒙拐骗。我“大一点”的想法是有的，但缺乏力量。这“大一点”的想法当然不是成名成家干大事，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愿望。人生的目的在于觉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得活出来。活不出来，一切都是枉然。

200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