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国、东周国秘史（一）

张远山

《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1、12期连载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近百条西周国、东周国史料，抉发《史记》失记、《战国策》失序的二周秘史。阐明最后三代周王寄居东周国六十年，末代周王寄居西周国五十二年，因而二周先后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天下中枢。兼明西周威公、西周武公、东周昭文君、宁越、杜赫、颜率、周最、史舍、韩庆、宫他、游腾、齐明、马犯等二周君臣的重要历史作用，魏国人张仪、楚国人景翠、东周国人苏秦等战国重要人物与二周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西周国一百八十四年（前439－前256）；东周国一百十年（前366－前249）；秦昭王灭西周国、东周朝；秦庄襄王灭东周国。

 

弁言　二周国策非二周朝策

 

西周朝、东周朝是先后相继的朝代，西周国、东周国则是战国中晚期先后开国、一度并存、先后被秦伐灭的东周朝封国。

由于秦灭六国之前，先灭西周国、东周国，秦灭六国之后，又焚六国官方史书和民间百家著作，因此司马迁之时，西周国史、东周国史均已亡佚百余年，所以《史记》没有西周国、东周国之专史，《周本纪》、六国《世家》虽涉少量细节，然而错误极多。因而两千年来鲜有人知，战国中晚期的百余年，东周朝业已分裂为西周、东周二公国。

近现代少数学者，虽曾根据残存史料，抉发西周国史、东周国史，但是由于西周朝、西周国均简称“西周”，东周朝、东周国均简称“东周”，四者又皆简称“周”，因此残存史料极难辨析。学者们又都搜罗不广不全，辨析不严不密，抉发极不完备，错误仍然极多。所以至今未有西周国、东周国之信史，学界至今仍对西周国、东周国缺少常识，国人至今仍对西周国、东周国普遍不知。

刘向编纂的《战国策》，最前两卷是《东周策》、《西周策》。仅看卷名，容易使人误解为记载东周朝、西周朝之策；深究内容，才会明白是记载东周国、西周国之策。其实《战国策》专记战国列强之策，不可能记载西周朝之策，仅因卷名皆略“国”字，才会有此误解。不过即使明白《东周策》、《西周策》乃记东周国、西周国之策，仍然疑难重重。一是刘向不明西周国、东周国之开国先后，因而颠倒卷序，把《东周策》误列于前，《西周策》误列于后。二是刘向不明西周国、东周国之人物国别，因而归类多误，《东周策》多条应编入《西周策》，《西周策》多条应编入《东周策》。三是刘向不明策文的精确系年，因而排序错乱，前后颠倒。所以《西周策》、《东周策》虽是二周的最大资料库，却长期不受战国史专家重视，《战国策》专家也多予错误系年、错误解释。

拙著《庄子传》业已编年概述了西周国、东周国之历史纲要，限于体例，无法详引史料，易被读者视为“小说家言”。因此特撰本文，发掘散见于先秦古籍的近百条二周史料。按照时间先后，予以编号辨析，梳理《史记》失记、《战国策》失序的西周国、东周国秘史。

为使史事脉络清晰，本文所引史料，均已经我校勘订正：单独的[]，表示脱文；连续的（）[]订正讹文，（）为讹字，[]为正字。单独的（），则是我的补释。校勘依据不入正文，欲深究者请看注释。

 

一　西周国开国缘起

 

按照开国时间，《战国策》第一卷应为《西周策》，第二卷应为《东周策》，刘向不明二周开国时间，因而颠倒卷序。本节先述西周国开国之缘起，以及东周国开国之前的七十三年西周国史。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定都镐京的西周朝被犬戎伐灭。次年（前770）周幽王太子周平王被秦襄公护送东迁，迁都至洛邑，居于西周朝初年周公所建之“王城”（原为西周朝之陪都）。秦襄公因功受封，职责是守护西周朝先王之庐墓，所以后来东周朝诸王一直寄望秦国扶持周室。东周朝之新封诸侯秦国，遂于西周朝故地开国。秦国最后之都咸阳，距镐京不远，均在今陕西西安附近。

此后二百余年（前770－前477），东周朝先经平、桓、庄、釐（僖）、惠、襄、顷、匡、定、简、灵、景、敬十三王，春秋结束。前十二王，均居“王城”。唯有最后的周敬王，为避长达五年（520－516）的王子朝争位之乱，于周敬王四年（516）东迁二十里，居于“成周”。“王城”从此改名“河南城”，简称“河南”。[1]

转入战国，东周朝又经周元王、周贞定王的三十五年（前476－前441），出现了与本文相关的重大事变。

 

1、《史记·周本记》：

[贞]定王二十八年（前441——引者注，下同），[贞]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贞]定王之子。（按：“定”前均漏“贞”。）[2]

——周贞定王（前468－前441在位）死后，留下四个儿子。老大姬去疾继位，即周哀王。三个月后，老二姬叔弑兄篡位，即周思王。五个月后，老三姬嵬又弑兄篡位，即周考王（前440－前426在位）。

三兄篡弑，老四姬揭无法置身事外，虽非主角，却是配角。

 

2、《史记·周本记》：

考王（元年，前440）封其弟（姬揭）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周考王弑兄篡位之后，或因老四曾经助己弑兄篡位，或因担心老四也有弑兄篡位之心，更可能两种原因兼有，于是赏功加防范，即位以后册封老四于“河南”，即东周朝最初十二王所居之“王城”。东周朝之西周国，就此开国。老四姬揭，成了西周国开国之君——西周桓公。

《周本记》涉及西周国、东周国开国的这一记载，粗疏含混，语焉不详，因为西周国史、东周国史早已亡佚。《集解》、《索隐》、《正义》虽有补充，仍然模糊。

西周国第一代君，即西周桓公姬揭[3]。史阙其文，无事可叙。仅知受封于河南王城，在位二十五年（前439－前415）。其可言者，仅为元年。

易君纪年，翌年改元是常例，当年改元是特例。前君死年，是后君继位年，称为“立年”；不论此年所余几月，后君必须为父君服丧直至年底，称为“期年”。翌年年初，后君祭天祀祖，正式即位，始计“元年”。如果把“立年”（史书“父某死，子某立”）误解为“元年”，就会误差一年。封君纪年之常例、特例，与此略同。

周考王于父君死年（前441）继位（实为弑兄篡位），服丧直至年底；翌年年初即位，始计元年（前440）。西周桓公于周考王元年（前440）受封，翌年年初即位，始计元年（前439）。均循常例。

西周国第二代君，即西周威公姬竃[4]，袭封河南王城。史料共计十二条，先言生前五条（3－7）。

 

3、《吕览·先识》：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幽）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前414）。

（西）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

对曰：“晋先亡。”

（西周）威公问其故。

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幽）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晋幽公）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晋幽公）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晋幽公）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

居三年（前411），晋果亡。

（西周）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

对曰：“（白狄）中山次之。”

（西周）威公问其故。

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

居三年（前408），中山果亡。

（西周）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

屠黍不对。

（西周）威公固问焉。

对曰：“君次之。”

（西周）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得史驎、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

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

（西周）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东）周（朝）乃分为二。（《说苑·权谋》略同。）

——西周国这一重要史料，旧因列国纪年淆乱，史家多不采信。其实全合我所厘正的晋国、魏国、西周国、白狄中山纪年。

第一，西周威公元年、晋幽公十五年（前414），屠黍离晋，出奔西周国，预言晋国将亡。三年后（前411），晋幽公半夜出宫，淫于妇人，被其秦国夫人嬴氏弑杀，在位十八年（前428－前411）。晋卿魏斯（即魏文侯，时已僭称侯，但未封侯）平定晋乱，另立傀儡之君晋烈公[5]，当年改元[6]。八年后（前403），即晋烈公九年，周威烈王（周考王子）册封三晋为诸侯[7]。此后晋烈公（前411－前389在位）、晋桓公（前388－前369在位）、晋悼公（前368－前349在位）、晋静公（前348－前347在位）四世，虽延晋祀五十余年，晋已名存实亡。所以屠黍把晋幽公被弑之年，视为晋国亡年。

第二，西周威公四年、魏文侯十三年、白狄中山武公四年（前411），屠黍预言白狄中山将亡。三年后（前408），即魏文侯十六年、白狄中山武公七年，魏文侯始伐白狄中山，第三年（前406）伐灭。所以屠黍把魏文侯始伐白狄中山之年，视为白狄中山亡年。

第三，西周威公七年（前408），屠黍预言西周国将有亡国之忧。西周威公闻言纳贤，消除了亡国隐患。

 

4、《吕览·贵应》：

宁越，（赵国）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

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

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

十五岁而（西）周威公师之。矢之速也，而不过二里，止也；步之迟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说苑·建本》略同。）

——事在周威烈王十八年、西周威公七年（前408）闻言纳贤之后，确年难定。

西周威公所师之赵人宁越，远比所用之本国四贤（义莳、田邑、史驎、赵骈）更为著名。因为四贤本是“国之长者”，出身于尊贵的君子阶层，而宁越出身于卑贱的小人阶层，苦学成材始为诸侯之师。因此宁越是世卿世禄制度于春秋、战国之交崩溃以后，布衣卿相的最初典范，张仪、苏秦的前辈先驱。所以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际，天下布衣游士盛称宁越，贾谊《过秦论》把他列为战国四大谋士之首：“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秦火汉黜以后，西周国史亡佚，《史记》不记宁越之事，《战国策》不载宁越之名，致其失去依傍，淡出后人视线[8]。明代《三字经》以后，“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取代“不敢休，不敢卧”的宁越，成为苦学成材、布衣卿相的典范。

 

5、《说苑·尊贤》：

（西）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士有道乎？”

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士则四面而至矣。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士则四面而叛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间。夫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

（西）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

对曰：“君不闻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王将杀之，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又有士曰苗贲皇，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鄢陵之战。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两堂之战。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杀其父兄，出亡走吴；阖闾用之，于是兴师而袭郢。故楚之大，得罪于梁（魏）、郑（韩）、宋、卫之君，犹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国。由是观之，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伍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无贵乎？”

——事在西周威公拜宁越为师之后，确年难定。韩哀侯二年（前375，即西周威公四十年），韩灭郑，迁都至郑。魏惠王九年（前361，即西周惠公六年），魏迁都大梁。后事已在西周威公死后，因此文中称韩为“郑”、称魏为“梁”，必非宁越原话，仅是记录者遵循当时惯例，不能作为系年依据。

西周威公向宁越请教取士之道。宁越所言“士贵”，实为“游士之贵”，乃是战国初期布衣游士取代宗室卿相之际的典型话语。宁越以赵人游仕西周国，因而倡言重用“四方之士”。

春秋时期的宗室士人倡言用贤，多为劝诫母邦君主不用本国宗室之奸佞，重用本国宗室之贤士。春秋、战国之交，宗法废而游士起，分封废而郡县起。因此战国时期的布衣游士倡言用贤，多为劝诫异邦君主不用本国宗室、士人，重用异国游士、贤士。

战国中期以后的六国布衣游士倡言用贤，类似于赵人宁越，意在自售，以便出将入相。战国中期以后的六国诸侯聘用客卿，类似于西周威公，意在自强，以便富国强兵。

战国中期的稷下学宫，供养天下游士上千。战国后期的四大公子，各养天下游士三千。其时天下列强之盛衰，系于是否养士重士，常常一士兴邦，一士丧邦，一如宁越所言：春秋时代“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战国时代“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秦相吕不韦是四公子之后的最大养士者，秦始皇诛之而秦朝速亡。淮南王刘安是吕不韦之后的最后养士者，汉武帝诛之而养士终绝。此后两千年，天下均为编户齐民，士气衰颓至今。

 

6、《庄子·达生》：

田开之见（西）周威公。

（西周）威公曰：“吾闻祝肾学生，吾子与祝肾游，亦何闻焉？”

田开之曰：“开之操拔篲以侍门庭，亦何闻于夫子？”

（西周）威公曰：“田子无让，寡人愿闻之。”

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

（西周）威公曰：“何谓也？”

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谷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见高门悬薄无不趋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事在西周威公纳贤之后，确年难定。《庄子》虽多寓言，往往事有所本，田开之或许就是西周威公所用本国四贤之一田邑。名邑，字开之，以字释名。

西周威公向宁越请教用贤之道，属于《庄子·天下》所言“外王”范畴；向田开之请教养生之道，属于《庄子·天下》所言“内圣”范畴。内外兼修，终成一代贤君。

 

7、《战国策·东周策》二八：

严氏为贼，而阳坚与焉。道（西）周，（西）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

韩（懿侯）使人让（西）周，（西）周君患之。

客谓（西）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坚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事在韩哀侯三年[9]，即周烈王二年、西周威公四十一年（前374）。刘向不知七年后（前367）才有东周国，误编于《东周策》，应编入《西周策》。《韩世家》把聂政同时刺杀韩相韩傀、韩哀侯，误分为二事：先误书“韩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导致旧或误系此策于周安王五年、韩烈侯三年（前397）；又误书“韩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导致旧或误系此策于周烈王五年、韩哀侯六年（前371）。

韩国大夫严遂，与韩相韩傀（韩哀侯叔父）为敌，避祸居卫。今年严遂率领刺客聂政、阳坚，离卫往韩，准备行刺韩傀[10]，途经西周国。西周威公不知其图谋（策言知之当误），仅知其为韩国重臣，故而热情款待十四天，再用马车恭送出境。

聂政前往韩都新郑行刺，阳坚随行，严遂未往。聂政闯入东孟宫，剑取韩傀，韩傀急抱韩哀侯求救，因而君、相皆死。聂政不愿连累其姐，自毁面目而死。阳坚可能被擒，不愿供出严遂，谎称主谋是西周威公。韩懿侯于是向西周威公问罪。西周威公辩解，自己不知严遂之谋，款待贵国重臣，意在礼敬贵国。韩懿侯始知主谋是严遂，仍然不知自毁面目的主要刺客是谁。

聂政之姐不愿其弟舍身捐躯却湮灭英名，前往新郑认尸，明言刺客乃是其弟聂政，然后自杀。刺客身份始明。[11]

西周威公在聂政刺杀韩国君、相，被韩懿侯疑为主谋后七年（前367）死去，而后才有东周国。

 

[1]《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周敬王四年）：“冬，十月，天王（周敬王）入于成周。”《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迁都成周。……《帝王世纪》云：‘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续周公之官，是为西周桓公。’”《世本·居篇》：“敬王东居成周，遂徙都。西周桓公揭，居河南。”

[2]《周本纪》有两个周定王，即前“定王”姬瑜（前468－前441在位），后“定王”姬介（前606－前586在位）。后“定王”当作“贞定王”，误漏“贞”字。

[3]西周桓公名揭，见于《世本·居篇》：“西周桓公揭，居河南。”

[4]西周威公名竃，见于晋人崔譔《庄子·达生注》。

[5]《晋世家》：“（晋幽公）十八年（前411），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盗杀幽公”有误，当从《晋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之上。”

[6]魏文侯已于屠黍出奔之前九年，即晋幽公六年（前423）僭称侯，专擅晋政；九年后“诛晋乱”。《六国表》：“魏诛（晋）幽公，立其弟止（晋烈公）。”谓晋幽公被魏文侯弑杀，不合《晋世家》“盗杀幽公”、《竹书纪年》“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之上”。魏文侯所诛，当为晋幽公之秦国夫人嬴氏。

[7]《周本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命韩、魏、赵为诸侯。”《晋世家》：“晋烈公十九年（当作九年，前403），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晋世家》晋出公、晋哀公年皆误，合计少十年，因而晋烈公元年误前十年。

[8]《世说新语·政事》：“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按：原作“致治”，唐避高宗李治讳而改。）之本。’使吏送令归家。”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幸容宁越之辜，深荷王公之德。”

[9]《韩世家》“韩列侯三年（前397），聂政杀韩相侠累”、“哀侯六年（当作哀侯三年，前374），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误将同时一事，分为异时二事。史家多因《韩世家》之误，误系此事于前397（列侯三年）、前371（哀侯六年）。韩哀侯在位三年（韩懿侯当年改元而实计韩哀侯在位二年），《韩世家》作六年而误多四年。韩懿侯在位十二年不误，韩昭侯在位三十年则减至二十六年而误少四年。此后韩年均正。

[10]《韩策三》六：“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相”即韩傀，“君”即韩哀侯。《韩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韩山坚即阳坚（《竹书纪年》即时而记，不知聂政之名），韩若山即韩懿侯。

[11]事详《韩策二》二二：“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严遂字）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雠，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已死，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参看《韩非子·说林上》、《刺客列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