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狄中山、魏属中山秘史

——兼驳《史记》“中山复国”谬说

张远山

上篇　白狄中山秘史

三　重耳继位，结盟白狄中山

重耳继位为晋文公，晋与白狄中山进入蜜月期。

史料27，《说苑·政理》：

晋文公时，翟人有献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

——白狄中山之君善待重耳十二年，为了重耳不惜与两位晋君（晋献公、晋惠公）反目动兵，如今重耳终于返晋继位，喜于种因得果，立刻遣使进献狐、豹之皮以贺。

晋文公深知，狄君所献狐皮，隐喻其生母、白狄中山人狐季姬。因而以狐自喻，感叹自己当年无罪，仅因贤名大著而被迫出奔，一如狐、豹无罪，仅因皮毛美丽而被人捕杀。于是睹物思人（狐、豹之皮可能是狄君、重耳当年共猎所获，详下史料29），不忘自己落难时“母国”之厚恩，与白狄中山结盟。

史料28，《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

吕、郤畏偪，将焚公宫而弑晋侯（晋文公）。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

史料29，《史记·晋世家》晋文公元年（前636）：

怀公故大臣吕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曰：“蒲城之事，女斩予袪。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

——《左传》此条，追述重耳当年“从狄君以田渭滨”。由于“渭滨”位于晋国西部的秦、晋之交，因此蒙文通认为，狄人从中原北部之西，移向中原北部之东，正与重耳居狄十二年同时，重耳追随狄人由西至东奔波了十二年。[8]

狄人从中原北部之西（晋西），移向中原北部之东（晋东），确为史实，然而时间远远早于重耳奔狄。蒙说不合重耳奔狄之前白狄中山已经灭邢开国，也不合重耳奔狄的路线、方向、地望，又不合重耳居狄十二年“休足久矣”，更不合重耳出奔期间的心态。重耳出奔十九年，先居狄十二年，后居齐五年，无不娶妻生子，只求安居乐业，甚至在其父晋献公死后拒绝返晋继位，被迫离狄是因为异母弟晋惠公追杀，被迫离齐是因为众多随从胁迫，所以重耳不可能追随狄人在中原以北的广阔草原，从西（赤狄之地）至东（白狄中山）奔波十二年。

司马迁可能比较了《左传》、《国语》关于重耳所居之狄的两种记述，认为《左传》“渭滨”二字仅是重耳所居之狄在晋西而非晋东的孤证，却与诸多史料牴牾，于是采信《国语》而不从《左传》，所以《晋世家》转述《左传》此段，不录“渭滨”二字；兼证司马迁知而不言重耳“母国”即白狄中山。

史料30，《国语·晋语四》：

文公立四年（前633），楚成王伐宋，公率齐、秦伐曹、卫，以救宋。……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分曹、卫之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齐、秦。齐、秦不得其请，必属怨焉，然后用之，蔑不欲矣。”公悦，是故以曹田、卫田赐宋人。……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前632）。

史料31，《春秋》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

史料32，《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

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史料33，《史记·晋世家》晋文公五年（前632）：

春，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

史料34，清华简《系年》：

（晋）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9]

史料35，《战国策·秦策五》九（姚贾对秦王嬴政语）：

（晋）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

附史料36，《荀子·富国》：

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

——晋文公返晋继位之后，开始快意恩仇，征伐当年冷遇自己的曹、卫，把曹、卫之地赐给礼遇自己的宋国，引起楚国不满，于是爆发了晋、楚城濮之战（前632），众多诸侯分助晋、楚。

《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口径一致，均言晋、楚城濮之战，齐、宋、秦助晋伐楚。留下颇为反常的两大疑问：其一，当年短暂礼遇重耳的齐、宋、秦，无不助晋伐楚。当年善待重耳最久的白狄中山，曾经为助重耳返晋继位而不惜与晋献公、晋惠公反目动兵，又曾在重耳返晋继位之后遣使献礼与之结盟，为何如今竟不助其伐楚？其二，晋文公为何仅仅报答短暂礼遇自己的宋国，却不报答善待自己最久的白狄中山？

考古新证和文献旧证，可以解答两大疑问。

首先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系年》，言及城濮之战助晋伐楚者，除了齐、宋、秦之师，另有“群戎之师”。《系年》乃是楚史，而楚国则是南蛮，与西戎、北狄、东夷一样被诸夏歧视，所以不避“夷夏大防”而记之。不过“群戎之师”来自何处，依然不明。

幸而《秦策五》九所记姚贾之言，明言“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证明反常的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因政治立场而扭曲的历史书写。《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出于“夷夏大防”，共同遮蔽了白狄中山助晋伐楚的历史真相。

《系年》所言“群戎之师”，正是姚贾所言“中山盗”，亦即白狄中山。与李斯共同害死韩非的姚贾，贬称白狄中山为“中山盗”，一如李斯、韩非之师荀况，贬称白狄中山为“中山之盗”。二人同为战国士人，熟读《春秋》、《左传》，严守“夷夏大防”，拒绝承认白狄中山是合法国家，仅仅视为占山为王的盗寇。明代士人马中锡，尽管晚于姚贾、荀况一千七百年，仍然熟读《春秋》、《左传》，仍然严守“夷夏大防”，仍然贬斥白狄中山为“中山狼”。

《左传》讳言白狄中山助晋伐楚，但其宗旨乃是补充《春秋》省略的历史细节，因而也为其所遮蔽的史实提供了重要旁证：城濮之战的两位晋将狐偃、狐毛，均为仕晋的白狄中山人（又是狐突之子、狐季姬之弟、晋文公之舅，均曾追随重耳出奔十九年）。晋文公伐楚，任命狐偃、狐毛为将，借用白狄中山之师，其实相互关联。可见除非一字不书，否则不可能彻底遮蔽历史真相。

晋文公既是白狄女之子[10]，又娶白狄所赐赤狄女为妻，久居白狄中山十二年，与白狄中山之君结盟，以白狄中山之人为重臣，借白狄中山之师伐楚，是为不“攘夷”；又在城濮之战以后举行称霸大会，“讨不服”，甚至“以臣召君”，是为不“尊王”。因而孔子对晋文公深恶痛绝，《春秋》不言重耳奔狄居狄，也不言城濮之战晋文公借狄伐楚，更讳言周襄王被晋文公召去开会，而是运用《春秋》笔法，书为“天王狩于河阳”。

明白了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不尊王不攘夷”，也就不难明白孔子评价二人为何会有天壤之别：“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也不难明白孟子为何信口雌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对于晋文公与白狄中山的特殊关系，孔、孟心知肚明，私议之时或有贬斥，著述之时决不表露。

中国独有的阴阳合历，用闰月调整太阴（月亮）运行一月、太阳运行一年的周期，十九年七闰而相合，天道循环。因此古代盛产“十九年得道”的虚构传奇，最为著名的是庄子寓言“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技进于道。晋文公出奔十九年而返晋继位，却非虚构传奇，而是真实经历。这就使他本人、追随者，乃至周王、诸侯、天下人，无不坚信他是“天命所归”。晋文公能够取代齐桓公而成春秋第二霸，与此信念大有关系。

晋文公死后，“天命所归”又扩散到追随其出奔十九年的赵衰、魏武子及其后裔身上。赵氏、魏氏后来跻身晋国六卿，又与韩氏“三家分晋”，也与这一信念大有关系。

[8]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第91页：“重耳奔狄，从狄君以田渭滨，此奔狄时之从狄于晋西也。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而曹、宋，而郑、楚，而秦，此去狄时之从狄于晋东也。”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53页。

[10]《左传》鲁宣公二年（前607）：“赵盾曰：臣狄人也。”按：赵盾为赵衰与狄女叔隗所生，自视“狄人”，以此为耻。重耳为晋献公与狄女狐季姬所生，亦必自视“狄人”，而不以此为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