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批评者

——谨以此文向刘先生和王小波致敬

张远山

 众所周知，鲁迅对罗素的赞扬中国（借以批评英国）曾经十分愤慨。然而罗素说，正因为我生为英国人而且热爱英国，所以我要不遗余力地批评英国，因为我希望它变得更好。事实上，从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批评（通过对斯巴达的赞扬）开始，这一批评方式可以说就是自古以来所有伟大爱国者的共同“策略”。莱布尼茨、伏尔泰以及所有中国文化的赞扬者恐怕都无一例外：对异国的赞扬和对本国的批评，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然而，这就碰到一个问题，被这些爱国者（比如罗素）所赞扬的异国的爱国者（比如鲁迅）出于同样的用心但却相反的立场，必然对异国人对本国的赞扬十分反感，因为这将阻碍本国变得更好。正如鲁迅生为中国人而且爱国，为了使中国变得更好，当然也要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批评的方式之一就是赞扬异国，包括赞扬英国。于是，罗素对中国的赞扬就成了鲁迅对中国的批评的反对力量，鲁迅对英国的赞扬就成了罗素对英国的批评的反对力量。就这样，两个不同国家的伟大爱国者，成了思想上的“敌人”。

 本国的赞扬者（比如鲁迅的不少论敌）对本国的批评者（比如鲁迅）的攻击大致不出此二策：一、罗素不是比你鲁迅更深刻的思想家吗？但罗素却赞扬中国，所以你对中国的批评错了。二、罗素不是比你鲁迅更伟大的思想家吗？但罗素却批评英国，所以你对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赞扬都是别有用心的偏见。

 对此“强有力的反问”，鲁迅不可能声称自己比罗素更深刻或更伟大。假如英国的自我赞美者也反感于罗素对英国的批评和对中国的赞扬，认为是在“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么他们同样可以这样说：鲁迅难道不是比你罗素更伟大更深刻的思想家吗？对此，罗素同样不可能自称比鲁迅更了不起——任何一个尽管自信但决不自大的思想家都必然如此。由此可见这种反诘的阴险——他们卑鄙地利用了每个无私的批评者必定具有的谦逊，同时利用了异国批评者的不同立场，使他们互相抵消。也就是说，当Ａ国的批评者甲批评Ａ国而赞扬Ｂ国时，Ａ国的赞扬者就可以利用Ｂ国的批评者乙对Ａ国的赞扬和对Ｂ国的批评来同时反驳甲。反之，Ｂ国的赞扬者也可以如此对付Ｂ国的批评者。总之，本国的赞扬者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哪怕根本没有吹灰之力）就自以为大获全胜了。

 如此看来，这几乎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笔糊涂帐。其实不然。我们很难否认赞扬祖国的人是爱国者。但区别在于，赞扬者认为祖国已经足够好，而批评者认为祖国还不够好。而且赞扬者的态度实际上近乎绝望，因为他似乎认为祖国已经达到至善——它已经不可能更好了。也就是说，赞扬者实际上是完全失去理想的虚无主义者。但批评者的态度倒是充满希望，因为他认为祖国远未达到至善——它完全可能变得更好。也就是说，批评者实际上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赞扬者却习惯于把批评本国文化弊端的人，称为“民族虚无主义者”。这是多么可笑的颠倒！

 赞扬者慷慨激昂的口气，让人误以为他似乎认定：即便祖国尚未达到至善，但至少比现有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好。但是几乎所有的赞扬者对此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便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人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可见实际情况只不过是，赞扬者认为，虽然我们现在不如别国，但是一、我们曾经很好，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太好，但我们坚信很快就会恢复曾经有过的很好。二、批评者的批评会使国人失去恢复“过去的很好”的自信心，以至于推迟甚至阻碍尽快地恢复“过去的很好”。而更荒唐同时也更可能的是第三种情况：哪怕祖国的现状是世界上最坏的，仅仅因为她是自己的祖国就要无节制地自我赞美，因为这种赞美能为赞美者自己带来利益——本国统治者的奖赏。为了一己的利益，赞美者不惜让祖国变得更坏。

 即便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确实比任何同时代的国家更好，即便二十世纪的美国比任何同时代的国家都好，然而一旦不允许批评、扼杀批评乃至惩罚批评者（比如判苏格拉底死刑和把梭罗关进监狱），那么“当时最好的雅典”和“现在最好的美国”也变得不太好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雅典民主最大的污点，此其一。其二，比同时代的任何别国更好并不意味着不能更好。因为至善永远不可能达到。永远有比“当时最好”或“现在最好”更好的余地。一个拒绝“更好”的民族，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变得“更坏”。一个渴望更好的民族，就永远需要批评，而且渴望批评。事实上，雅典之所以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城邦，美国之所以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恰恰因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欢迎批评且批评者最活跃的两个国度。

 一个有众多批评者的国家，说明它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一个任何人都不想再对它批评的国家，说明它已经完全令人绝望，它的国民只想尽快脱离它，移居另一个国家。因此，所谓“批评会损害民族自信心”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恰恰是不允许公开批评的做法本身，才会真正地损害民族自信心。因为公开的批评被杜绝后，必定转为私下的乃至地下的批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杜绝的。即便私下的或地下的批评也被禁绝，还有“腹诽”，还有“不敢言而敢怒”——尽管这“怒”可能用“怒极反笑”的反常方式表现出来。当公开的批评被禁绝时，国民就会认为祖国已经十分虚弱，虚弱得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除了用谎言安慰他很快会好转以外，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希望能挽救他和安慰他。因此，与公开的批评都是有益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正好相反，禁绝批评本身，是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批评——它成了批评的极端形式，因为已经没有批评之声，只剩下无声的诅咒。

 所有真正爱国的伟大批评者都没有脱离本国的企图。苏格拉底从未企图脱离雅典移居斯巴达，梭罗也从未企图脱离美国而移居欧洲。只有法国容不得的伏尔泰、前苏联容不得的索尔仁尼琴，才不得不被迫去国。而一旦有机会，伏尔泰和索尔仁尼琴等真正爱国的批评者都义无反顾地返回了祖国。相反，许多虚伪的赞扬者和虚假的爱国者一旦有机会，就会脱离祖国，甚至不惜出卖祖国利益，他们在敌对的异国羽翼下隐姓埋名，走上了背叛祖国的不归之路。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见得少吗？因此，我认为，批评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真正的爱国行为，正如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所说：“批评国家是为其服务。批评国家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它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我相信，是一种比常见的礼仪和奉承国家更高级的爱国主义形式。”因此，任何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像苏格拉底、伏尔泰、罗素、索尔仁尼琴和鲁迅那样，不计个人得失地严厉批评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