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大军人员构成的特征

--北京拾荒大军调查报告之二

（感谢本文合作者公安干警刘怡华先生）

    真是卖苦力的活儿 

对几组数字的分析

课题组几个月来走近拾荒者人群，通过明察暗访和个别谈话等方式，试图摸清拾荒人群骤增的成因、生存状态和活动规律的特点。我们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150个拾荒者进行了调查与走访，发现拾荒人群有以下基本特征：

（1）从人数上看，河南人居多。150个拾荒者中河南籍88人，占58.7％；安徽人29人，19.3％；黑龙江人10人，占6.7％；其他省市23人，占15.3％。为此课题组把调查重点放在河南籍拾荒者上。在88名河南籍拾荒者中，驻马店50人，信阳35人，其它市县3人；且95%以上均为农民。

（2）从原因上看，主要是农村相对贫困和地少人多。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工业经济相对滞后，小麦和棉花为主要农产品。近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人口暴涨，出现了地少人多的失衡局面，大部分地区人均土地只有一亩二分左右。驻马店的李福强在介绍他的捡拾经历中说：“靠土里刨食，吃饱肚子问题解决了，可是老人有病，孩子上学怎么办？将来孩子结婚盖房子怎么办？……。”1999年春节，他的一个在北京捡拾3年垃圾的亲属张某回家过春节时，别人问他“北京好不好混？”，他说：“大城市，钱没腰，捡不着，熊蛋包。”在张某的动员下，出了正月，胆小怕事的李福强规避了“北京管的紧”的形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只身一人“闯关东”，去了辽宁省沈阳市。2000年春节前，他除了带回家里4千多块钱一辆旧自行车外，还把东北大城市的风貌和捡拾废品的经验讲给村里人。2001年春，他又改道去了北京。“北京好混多了，这几年平均每年也能拿家来7、8千块钱，再有两三年就可以盖房了……”李福强兴奋地说。

（3）从年龄上看，中青年居多。调查中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在人们的印象中，10年前从事捡拾垃圾的人多数为50岁以上老年男女。而在我们的150个被调查对象中，不满18岁的2人，18至45岁的114人，45岁至60岁的30人，60岁以上的只有4人。中青年占76％。43岁的驻马店的彭中勤说：“我们农村地方穷，人还没文化（平均小学文化以下），技术活不会干，就捡垃圾省心，钱也不少，去年老母亲有病我在老家呆了三个多月，年底一算我们两口子还剩一万一千块钱呢！在北京干最让人看不起的活也比老家强的多。”

（4）从发展趋势看，“夫妻店”增多。2002年以来，在北京拾荒的妇女（已婚）数量明显增加，据说近3年比3年前至少能增加一倍以上。一般夫妻店的效益都强于一人单干。在我们社科院北边就有一户成点气候的废品收购站。他们收购的价格高，1公斤报纸付出1元3角，所以来者甚多，也有不少拾荒者到这里挣点差价。这家已经买了一辆卡车，租了一个院子，儿子还开了个分店，他们很本分，也没有任何想偷盗的想法，他们说，那些偷东西的人都是些笨蛋，在农村也是没本事的。当然这样已经成为“小款”的拾荒者还是少数。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刘中说：“我在北京捡废品已经6年多了，头两年自己到北京和几个老乡合租一间平房住，后来，老乡的媳妇来了，人家自己单租了一间，白天两口子都出去捡，下午媳妇早点回来做饭，吃得好还省钱，互相还有个照应，各方面也都方便。这个做法像个先进经验一样很快就有人学了。于是，我回家的时候也做媳妇思想工作，接着又做通了双方老人的工作。就这样，我们两口子也在北京东四环外租了间平房，两个人都干起了捡拾，其实，女的捡拾比男的有优越性，容易被同情。这不快5年了，每年暑假两个上学的孩子都到北京来玩玩，也开开眼界，老人们也都来北京玩过一次。平时家里有事回去一个人看看就行了。”

刘中的妻子说：“别的地方咱不知道，反正我们老乡在北京捡拾废品的40岁以下的都是两口子来的，我们村七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是两口子出来的。”

夫妻共同拾荒是个好现象，这样可以使男性的焦虑感少一些，也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5）从居住条件看，老乡群居多。调查中发现拾荒者们居住都比较集中，既有类似“浙江村”的感觉，又有形成“部落”的趋势。据知情人说，河南籍在北京的几万个拾荒者多数群居在丰台区、朝阳区的四环外到五环之间城乡结合部的平房区，一是房价便宜；二是在管理上较市区松一些。

不管来北京几年，不管挣到老家人看着眼红的金钱，他们仍然记得“咱是农村来的‘土老帽’”。从骨子里带来的自卑感总不时的提醒自己“别招惹城里人！”(当然这是老实人,现在不少人抱着“就是要坑城里人，谁让他们这么富”的观念)。于是，在老乡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都聚集在一块居住，仍然“抱着一个团儿”。一是本来就是乡亲，人不亲土亲，互相有个照应，防止挨欺负；二是逢年过节老乡们在一起聚会方便；三是万一和别人发生磕磕碰碰人多总比人少强，“人多势众”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个支撑。

（6）季节性捡拾少，职业性捡拾多。调查中发现，在北京从事捡拾活动的外地人，有极个别是季节性的，即，或农忙过去，或春暖花开气候转暖后来到北京。10月22日晚7时，我们在东城区东单东堂子胡同距公安部信访办30米的一棵大树下见到了四川重庆万州的张玉莲，这位满面红光的60岁的老太太说，她已连续3年每年5月初带着一旧条毯子和一个烧饭的铝锅，到北京捡拾，10月末返回四川。她拒绝和我们讲家里的情况。当我们问为什么每年都是5月到10月来北京时，她说：“5月到10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风沙少，气温高，傍晚把白天捡的废品卖掉后，三块砖头支个锅，用碎木条，树枝烧开水，把从饭店检来的剩菜底儿煮点挂面就行了，又有饭又有菜，比在老家吃的都好。吃完后，在地上舖两张纸壳就睡了。”我们问她为什么睡在公安部信访办附近时，老人家放低了声音说：“一般情况信访办门前公安和城管都不管，因为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上访人在排号等着接待。”最后，张老太说：“这6个月就可以‘捡’三千多元回家。”

（7）基本形成拾收一体。我们调查了32个拾荒者，其中24个不仅拾荒，而且到居民区里收购。当然比重不一样，有的以拾为主，兼顾收购。有的则是以收购为主。但最终都把废品垃圾卖出去。

（8）近水楼台者在增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住在小区的保洁卫生员也大多加入了拾荒大军。这些卫生员全是外地人，而且很少有未婚的年轻人。他们拖家带口，每月收入500元到800元不等，除去生活开销，每月能够剩到350元到650元。他们发现在北京拾荒也能增加收入，弄好了可以使工资翻番，所以他们都用了肥水不外流的策略。他们和小区保安沟通，不允许外人染指。有的保安甚至以安全为由，不允许收购废品者进来，卖报纸等物品都要由他们经手。所以很多拾荒者抱怨，检拾废品的难度越来越大,而近水楼台的卫生保洁员却很满足于自己的第二职业。

（9）北京的弱势群体也开始参加拾荒。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和贫困人口的出现，北京人也有参加拾荒大军行列的。他们丢掉了“面子不好看”的负担，堂而皇之地参加拾荒。2005年10月23日中午，我们还遇到一位姓李的丰台区退休老工人，他每月有一千一百元的退休金，今年64岁，看上去身体很结实。他自称是“自由捡拾者”，他说：“我退休后就发现这外地人在北京捡废品的越来越多，再一细问才知道一个妇女每月都捡千八百的。我的身体还可以就想试试，可是刚和家人一说就炸锅了，老伴、儿子、儿媳妇全反对。后来我就想了个辄：偷着干！每天吃过早饭骑自行车走人，到朝阳区、宣武区和东城区，怕家里人看见。可有一招，我只捡矿泉水瓶子，不检其它的。我还到一些饭馆，发现吃饭的人都不要酒瓶和饮料瓶，我穿的干净，又是京腔京调儿，所以老板和顾客都给我面子。每年3月开始到10月末，天冷了就不干了。你们可别小瞧了，每天我都能卖个十几块钱，3年来，我的小金库也有个万八千块的，将来出国旅游去……”。北京人拾荒后的目标和外地人也有差异。

（10）收入在减少。各个行业收入与年俱增是基本规律，但是拾荒行业全然不同。由于进北京拾荒的人越来越多，废品资源毕竟有限，所以在这个行业也是僧多粥少。长期关注垃圾处理的北京市工商联副会长李少华说，他曾经半夜三点起床，发现从凌晨四点开始到早上八点，没隔一刻钟就有人到垃圾桶翻捡以便一遍，直到早上垃圾车运走。一名在北京拾荒已5年的安徽人张翠寿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我初到北京月收入最多时到过2000多元，但现在最多也就1000元左右，‘城里人也精明了，人家也知道卖，捡不到好东西了。”其实，这并不是好现象，因为拾荒者大多不愿意离开北京，一旦实在挣不到钱生活难以为继时，会有一部人铤而走险。

（本文摘自金汕《凝聚·低估·可持续发展――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社会的影响》一书“城市管理”一章，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