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27
作者:乔纳森

这些年来，着意找了许多翻译批评文章来读，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写的《浅谈翻译的“信”》一文，刊于《世界文学》杂志1990年第3期。郑先生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傅雷先生的《高龙巴》译本中不少“硬伤”，文末写道：“由此可见，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信’，是何等困难。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后来郑先生又写了一篇题为《傅雷译文的失误》的文章，说：“……拿原文同傅雷译的《高龙巴》对照。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译文中错译、漏译、笔误之处达五十余次，最简单的如地名，科西嘉有时译为高斯，有时译作科西嘉；阿雅克修，有时写作阿雅佐，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将译名统一一下呢？还有一些是粗枝大叶的笔误，如将‘我’译成‘你’，将‘眼睛’译成‘声音’，将‘两次’译成‘一次’，‘一小时’译成‘半小时’等等，像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竟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所谓“百思不得其解”，恐怕还是一种饰词：对熟悉翻译工作规律的人来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再名家也会犯低级错误，只要他偶尔走神、只要他知识存在盲点、只要编辑没为他查缺补漏。

以前我曾在文章里举过一些著名翻译家的误译例子，比如王道乾先生译杜拉斯的随笔集《物质生活》，硬是将L‘heterosexualite est dangereuse译成了“同性恋是危险的”，实际上作者说的是“异性恋是危险的”。你若在王先生生前向他请教l’heterosexualite是什么意思，他也一定会告诉你，是“异性恋”的意思。那他怎么译错了呢？一时眼花或者心不在焉，常有的事。

傅惟慈先生译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高窗》，原文有一句：My young lady had to go to the dentist，意思是，我那位年轻小姐得去看牙，傅先生的译文是：“我的助手，那位年轻小姐度假去了。”看牙怎么会变成“度假”的，老实说，还真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董乐山先生译奥威尔的随笔，将They knocked out a girl译成“他们撞倒了……姑娘”，事实上，to knock out是“打晕”的意思，to knock over才是“撞倒”。董先生是真不懂那个短语，还是疏忽看错了，我们问谁去？

出现这些疏误，并不意味着傅雷、王道乾、傅惟慈、董乐山诸位先生就不是好译者了，并不意味他们的译作就该弃若敝屣了。举这类例子，只是希望普通读者也能更深入地领会翻译工作的性质，不要将名译者当成一个神话。南桥先生在《译林没有老字号》中说：“如今的翻译评论中有个奇怪现象，一旦将一个人封作‘老一辈翻译家’，就等于给了他(她)翻译批评里的免死金牌。”在我看来，“硬伤”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配有“免死金牌”。

现在的读者常有那样的感觉，以为就数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作品最差劲，要准确没准确，要文采没文采。事实是这样吗？凭我翻阅近百年翻译批评文献的经验，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每个时代的翻译批评者都骂自己那个时代的译品低劣，这就像每个时代的老人都抱怨世风日下，就算这“世风”从再高的楼上坠下，落了几千年，现在也该落地砸了个扁儿了罢，然而并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作品诚然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但假如只从句意传达的准确程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译作的平均水平，较之近百年来任一时代译作的平均水平，都可谓无愧色。“老一辈翻译家”的标签，往往是去粗存菁的结果，我们常忘了老一辈翻译家里也有功力不济、用心不专者，只不过这些人渐渐被淡忘了，被记住的是那几个出类拔萃的。然而正像我试着展示的那样，出类拔萃者也并非神话中的不死英雄，他们没准儿就长着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