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认识译林出版社的编辑朋友，还是在1984年，我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在扬州参加一个关于狄德罗的学术研讨会，认识了如今已经退休的老编辑韩沪麟。
　　此后，我与译林的几代编辑都有来往交道。他们出版社和我们研究所好像也成了一种“亲家关系”。我们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借助于他们的编辑发表出版。一南一北，彼此依托，迎来送往常常能见面。
　　每年的图书博览会和图书订货会，似乎是我们必定见面的机会。译林的编辑前来推荐新书，而我往往作为书会组委会邀请的“专家”，也在会内会外跑一跑，看一看，对各家出版社的新书做一些点评，意见还会发表在报刊杂志上。
　　由于我关注的是外国文学的新书，也即翻译的作品，所以对专出译作的译林出版社就格外关注一些。而译林社也确实不错，每年都会有一些好书，让我觉得新鲜。就以最近几年的好书为例，在我所推荐的2005、2007、2008年的好书中，就有译林社的《查令十字街84号》（美国作家海芙）、《剥洋葱》（德国作家格拉斯）、《大教堂》（美国作家卡佛）。
　　推荐，当然是推荐好作品。毕竟，让更多的读者跟你一起分享好的作品，是一个评论者的责任。但是，如果作品不好，选题不当，翻译得问题，编辑出版也马虎，那它们可就属于次品或者等外品，你就不能一味地唱赞歌了。
　　我这人有一“毛病”，对文字中的那些瑕疵，我实在是恨铁不成钢，每见如此，我就忍不住要提出意见来，严词指正。一次，我读到译林出版的2003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布莱希特的情人》，发现翻译很有些问题，主要是译者不太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方的军事、政治、宗教、社会、文化背景，有些词汇就不知道该如何翻译，闹出了一些笑话。我发现这一问题后，便花了一些时间，从译文中找了一些例子，把错误的译法和我认为应该译成的样子一并附上，给译林的老编辑参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并希望能在再版时改正。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各家出版社出的书中都有一些，见到文字不通，翻译谬误，我总是忍不住要批评，要更正，这似乎是我的一个“好”习惯（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坏习惯）。不过，我相信一点，只要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只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的批评就会是有用的，就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翻译文学的出版水平。
　　说来也奇怪，我与译林社的朋友们打了二十来年的交道，真正为这家出版社作实质性贡献（指的是在他们社出版我自己写的或翻译的书），却只有一次，而且这一成果目前还没有最终诞生。那是由我翻译的法国2006年龚古尔文学奖和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双料奖作品，美国人乔纳森•利泰尔的处女作小说《复仇女神》，而且，这竟是一部长达80万字的大部头作品，我吃力地从2007年初译到2008年7月，终于把这一大块“砖头”译完交稿，原以为可以在2009年年初出版，但译林社原本担任责任编辑的年轻女编辑张媛媛临时出国一年，把那块大“砖头”稿子转交了陆元昶先生，我知道这位陆老兄做稿子是很认真的，心里一喜一忧，喜的是陆君会严格把关，精益求精，把翻译稿打磨得更像样子。忧的是，这样一来，我与译林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又要推迟出版了。不过，想开了，其实也不用愁。只是，个别读者会等得稍稍有些不耐烦。
　　总的来说，我作为作者、译者、读者和评论者，与译林出版社编辑的关系，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亲家关系，因为，自己写的译的作品好比自己的孩子，而编辑的加工是为之“作嫁衣”。我的心中总是希望朋友和亲家做事做得更好，他做得好了，你当然要附和、赞美一两句，但不要把好听的话说过头了，因为那样一来，朋友和亲家很容易把你的“假话”当真，这岂不是蒙骗了他么？我不喜欢恭维、喜欢热炒，当然，也不喜欢酷评，更不喜欢谩骂。朋友和亲家最需要的是我的善意的批评、建议，当然，这一善意要体现在严肃和认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