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罗伯-格里耶其人其作系列之四

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

余中先

    第一次接触到新小说，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尽管在大学本科时已经听说了法国有新小说。1984年，阿兰·罗伯-格里耶来访，我在北京陪同他参观访问了几天，为了更好地了解他，我便读了他的小说《嫉妒》和《窥视者》，当时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当然，也是在那一年，我从理论上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我对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的认识大致是，法国的小说诞生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与当时想适应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到了某种顶峰，二十世纪的作家不应该跟在巴尔扎克后亦步亦趋，而应该创作出自己的“新”小说来。

    第二年，我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马上就接触到了一些新小说作品译文的编辑工作。易超（罗新璋）先生译的克洛德·西蒙（他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农事诗》（选章），傅先俊先生译的西蒙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的演讲辞，都是由我做了编辑工作后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桂裕芳女士译的娜塔丽·萨罗特小说《童年》，我也对着法语原文读过。

    通过对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罗特、克洛德·西蒙等人作品的阅读，我对新小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新小说的不同写法，有了具体的体验。新小说并非一种共同的写作流派，新小说作家们只是在一种对小说写作不应该因循守旧的观点下团结在一起，而他们各人有都有自己的写法。例如从写作的一些细节特点来说，罗伯-格里耶偏爱对物的精细描写，萨罗特重视挖掘人物内心的两重声音，西蒙强调文字中要透出色彩、线条等绘画因素，等等。

    在这一时期，我动手翻译了贝克特的《马龙之死》和萨罗特的《金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一直放在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睡大觉，但这两部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作品翻译工作，毕竟给了我相当的实践经验。差不多也是在这段时期，我翻译了罗伯-格里耶刚刚出版的“传奇故事”《重现的镜子》中的片段，连同作者的访谈录，发表在了内部刊物《外国文学动态》上。此后不久，我出国留学去巴黎，一走就是四五年，对新小说的关注也暂时告一段落。

    1993年我留学归来，旋即看到了《重现的镜子》的中译本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出于兴趣，我挑了译文中的几个小毛病，通过朋友的关系，告诉了后来也成了朋友的出版人陈侗先生。陈侗当时有一个在中国介绍新小说（尤其是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品）的计划，便邀请我参加翻译，我欣然答应。就这样，我开始翻译了罗伯-格里耶“传奇故事三部曲”的第三部《科兰特的最后日子》（1994年版），同时我还对第二部《昂热丽克或迷醉》的中译文作了彻底的校订，也把我对第一部《重现的镜子》部分译文的修改意见告诉了陈侗。1998年，这些作品终于出版，构成了《罗伯-格里耶作品集》的第三卷。

（西蒙）

    借着翻译罗伯-格里耶的那一股子冲劲，我又翻译了克洛德·西蒙刚刚发表的小说《植物园》（1997年法语版，1999年中译本出版），这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以为，罗伯-格里耶与西蒙有所不同只是写法的不同，没想到不光是写法的不同，他们对事物的感觉和思维方式上也很是不同。《植物园》中跳跃不已又时隐时现的思想火花让我惊叹。而那些没有标点的段落让我理解和转达起来颇费脑筋。尽管如此，翻译罗伯-格里耶时的经验，对我翻译西蒙还是很有借鉴的，尤其是如何对那些又长又罗嗦的句子（两位作者的作品都有这种情况，有时候一个句子就是一两页）作条分缕析，再移花接木，重新构成汉语的句子。我的经验大致是，以句子为单位来翻译。特别地重视作者的句号。对那些没有标点的段落，则按照自然语气产生的停顿来安排汉语的句断。

     翻译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还没有完。新世纪刚刚开始的2001年，陈侗就告诉我，罗伯-格里耶刚刚写出了一部叫《反复》的小说，作者希望我按照法国午夜出版社提供的校样开始翻译，争取中译本和法语原作在同期即秋天出版。这当然是作者和出版人的一种战略，但对翻译者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4月份得到校样，五一节期间开始翻译，由于时间紧，只能加班加点，用陈侗的话来说，我是“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8月中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译文。只所以能完成得那么迅速，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前，我刚刚翻译了同一位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和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对作品的感觉尚有余温。

    翻译中，我对“反复”这个词的原文“reprise”琢磨了半天，我一开始翻译为《重复》，但认为不太妥当，因为这个词有我们汉语中“反复”、“重复”、“修复”、“重来”、“重做”等意思，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如何解决。于是，我便给作者发去传真，请教这一问题以及翻译中的其他问题。可能是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忘事，也可能是他不着急，回信迟迟不来，等得我有些着急。便通过朋友又去问他，同时再给他发去同一份传真。

    终于，在我即将做完最后修改的8月17日，我收到了罗伯-格里耶的回信，对我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经过考虑，我决定用“反复”来翻译“reprise”一词。他这样解释说：“重复是照原样复制，而反复是反复使用旧的因素以求改变它们，把它们推向更远。”通过这一解释，我明白了好几点：一，这部小说是对作者自己作品的反复，二，它也是对自身文化背景的反复。

    当天得到罗伯-格里耶的回信，当天就修改，第二天就定稿。书名遂定为《反复》。[翻译《反复》这件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到过，这里又一次简单“重复”，只是对不了解此中情况的读者再交代一次而已，算不得什么有创新意义的“反复”]

    我对新小说的翻译也在走向“反复”。

    在完成了罗伯-格里耶这一部长篇、一部短篇集、一部论文集之后，我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2003年转而再译克洛德·西蒙。这一次“反复”是为浙江文艺出版社译《常识课》（1975年版）和《有轨电车》（2000年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似乎觉得这次译西蒙比起五年前译《植物园》容易多了，可能是我对这一类的小说不再陌生，做翻译也不再畏惧了的缘故吧。说不再陌生，有一例子可以为证，以前查资料为中国读者介绍西蒙时，把《常识课》这部作品的名字翻译为《事物的教训》，因为没有读过作品，只能从字面“Leçon des choses”来理解意义，而“Leçon des choses”既可以译为“事物的教训”，也可以译为“常识课”。而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知道了，在这部作品中，《常识课》是一本小学教科书，图文并茂。这样，“事物的教训”便成为我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个“教训”：不熟悉就要出错！

（贝克特）

    再后来，我又忙着翻译贝克特，我直接从法语翻译了他的著名剧本《等待戈多》，还有他的小说《无法称呼的人》、《马龙之死》（修订译文，再来一次“反复”）、《看不清道不明》、《如何是》等等。这些本来非常难的小说，连篇的呓语和梦话的独白，也变得难度低了很多，细细想来也是，我毕竟在近二十年的新小说翻译（包括编辑）中，对不同作家的写作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

    贝克特的作品选集在中国成功出版的同时，我还要补充一句，贝克特本身不是新小说作家，但他是法国新小说家们比较崇拜的一位，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新小说的先驱，或精神同行，尽管他是以荒诞派戏剧家的身份出名的。

（让·艾什诺兹）

    说了先驱，还得说一说后继者。目前在新小说的“出版基地”午夜出版社发表作品的新一代作家中，有好几位被看成是新小说派的自觉继承者。我翻译了其中的两位，一位是让·艾什诺兹，我翻译了他的小说《我走了》（1999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另一位是让-菲利普·图森，我先译了他的《做爱》（2002），后译了他的《逃跑》（2005）。两者都与作者在中国和日本的旅游经历有关，也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前者对题材得心应手的把握，点到为止的处置，后者极其简洁的文字和优美的文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与图森先生有联系，在翻译中可以借助E-mail向他求教，并及时得到指点，不必跟等待罗伯-格里耶先生的传真那样等上老长时间。这是跟新一代作家打交道时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我在翻译已经逝世的老作家时从不曾有过的一种经验。接到他们的E-mail和他们给我的确切答案时，那种感觉真好！邮件的这一来一往，“反复”的过程加快了好多。

（娜塔丽·萨罗特：我翻译了她的小说《金果》，但没有出版，

稿子还在我的抽屉里睡大觉呢）

2006．3．11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