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体育似乎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的人在践行体育、执迷体育；有的人在欣赏体育、享受体育…..这些现象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体育研究的浓厚兴趣，而且也使得人们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体育学变得复杂和迷茫。体育学研究究竟想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体育学如何重新才能确立一个思想的“阿基米德点”？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认真思考。

对于体育研究工作者来说，首先面临的就是对“体育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难以作出完整的回答。它主要表现在其一直受困于“说不可说”（即既“说”了，又“没说”）这个话语陷阱中而无法脱身。我们似乎想用一句经典的话语来阐释体育，但又无法全面、准确地加以表述。就如同爱默生所说：“如果你有意地去寻找美，那美就离你而去；它仅仅是一个你从勤奋的窗户向外看时所看到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景致。”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也就是说，对于体育，我们很难用直接的谓语加以解释，我们更多的是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领悟。就好像你请许多专家一起参加一场体育比赛，他们中间有建筑师、教育学家、艺术家和心理学家，如果在他们参加完比赛以后请他们作出尽可能详细的描述。这时，无论他在比赛中如何投入，如何认真，也还是会将最重要的东西即体育本身（锻炼应多大的量才有利于健康，什么样的技术才是最合理的技术等）给漏掉。有学者认为：体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实体育是普遍愉快的对象。体育本身是一种感觉和体验。人们需要体育不是为了从体育活动中获得都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拥抱生命，领悟常常被各种偏见所遮蔽的存在意义。

顾拜旦作为一位教育家，史学家和人文主义思想家在他所写的《体育颂》中，以一种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讴歌了体育对人类个体的力与美的创造，正义、勇气、荣誉、乐趣的培养。在《体育颂》中，顾拜旦没有直接指出“体育是什么”，而是采用一种比喻式，抒情式的方法对体育加以说明。在这里，“体育”完全被诗化、形象化、人格化了。 “体育”被比喻为“欢娱”的“天神”、“容光焕发的使者”、“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比作“勇气”、“荣誉”、“进步”、“和平”等等，顾拜旦正是以这种格调谱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抒发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毫壮气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体现了他的体育观。

顾拜旦歌颂体育，实际上是歌颂人类的真善美。他认为体育锻炼和运动竞赛能净化人们的思想情操而不是简单的身强力壮。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包含“身体教育”或“身体文化”，还具有智育、德育、和美育等其他功能。在他心目中的体育学，其实就是人学。这种人学， 是指以人性、人的本质为核心和逻辑起点, 进而辐射到人生、人治、人类社会理想等与人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思想理论。

走向人学的体育学，其实是在思考人类普遍关注的一个主题：人是什么？人生何为？它探求的是体育对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体育的人文情怀、体育的美学意蕴和体育与人的需要……一句话，它关注的是人本身。正如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早就提醒过我们的，当人们为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呼雀跃时，千万不要忘了它毕竟只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在人的手里究竟会产生出些什么，那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只要存在着这些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37页。对于体育的认识，科学技术永远只是一种“工具”。而无法成为“目的”。如同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必定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并非一个技巧熟练的工匠；一位称职的体育学者更得是一位真正的人文学者，而不能仅仅是一个精通专业，擅长技艺的匠人。让人真正成其为人，这正是体育的意义之所在。走向人学，通过实施人文关注来拥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意义，这应该是当代体育学重新确立自身价值的一条基本途径。借助于对体育现象的生命体悟，向我们诠释体育的生命内涵，这是“体育学”所真正担负的“人学”的使命。这种诠释是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这样的研究才能使体育与人的关系血肉相连，通过追寻体育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并构成体育研究的基本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