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叩问生命：悲悯与拯救——论《红楼梦》的美育精神李开玲

(2016-11-26 18: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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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专题

叩问生命

悲悯与拯救

美育精神

李开玲

分类：专题：文史-哲学-宗教…

叩问生命：悲悯与拯救

——论《红楼梦》的美育精神

李开玲

摘要：《红楼梦》以其寓言式构思表达了作者对自己、对人间世的叩问，在叩问中向生命质疑其价值、意义、目的、来路、过程、去向及生命的美丽、丑陋和悲怆，体现出作者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其美育精神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和超越、精神自由的重视，从而直指生命的真谛。

关键词：《红楼梦》；生命；悲悯；拯救

当代诠释学认为，经典并非是仅属于过去的纯粹静止、独立自足的东西，经典的永恒不仅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空间，还在于它能在人的参与和观照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呈现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简而言之，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静止的过去，还在于能不断生成。如果在此意义上观照《红楼梦》，这部含蕴丰富的文学经典，它将向携带着诸般困惑、种种迷茫的现代人怎样言说，我们又将获得怎样的启悟呢？

一、向自己的叩问——人生功业的败与成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宗明义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借石头自陈表明其创作意愿：“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是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1]3，是希望世人珍惜生命的真谛，勿要舍本逐末。从《红楼梦》万分辛酸地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1]4及全篇气氛的无限惆怅和感慨来说，作者平生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2]，托《红楼梦》以宝玉为经、一大群女儿为纬的鲜活生命“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来对生命作千般追问、万般沉思。这个叩问首先是面向自己的。对曹雪芹生平的考证研究表明，他曾经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然而这一切如梦亦如电。当繁华落尽，惟有贫穷、寂寞凄凉时，是什么支持曹氏活下去？“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伟大的兴奋剂”[3]149，尼采将艺术放在了生命之上的位置让我们想起司马迁在“肠一日而九转”的心境下为何而活着和屈原向天而问的心境。我们已无从知晓曹氏在写作时种种纷纭的心境，它们已随作者随风而逝。然而《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告知我们：在物质生活极度困窘的生命状态下，是此书成了联系曹氏与这悲凉世界的最后纽带，或许还是曹氏在落寞凄凉中生存的唯一理由。有大觉而后知大梦，这才使《红楼梦》超出了一般的作品而提升至中国古典小说所罕至的哲学的境界。然而，作者对自己的平生功业却是否定的：“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作者事业的有成无成，究指何意，他有没有彻底打破中国传统的功业思想，将之视为生命之轻而另有自己的定位呢？从流溢全篇的忏悔意绪，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并未全盘否定，而是充满了浓重的矛盾和忏悔意绪，既叹华年虚掷，功业无成，亦对中国的传统的功名事业充满怀疑，二者交织而成深深的失落与惆怅，生命因此陷入了伤痛与荒凉。他真正无法消释的，是这无边的伤痛与荒凉和由此造成的焦虑、对存在的怀疑。在这种忏悔与怀疑中，作者发现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就在此愧悔交加的心境下，作者对中国千百年来的乾纲独振进行了颠覆，公然标举女尊男卑的思想。故第一回作者首先将自己的痛苦诘问向读者沉痛道出，昭示了自己的大悲愤、大怀疑之后的大觉悟，将生命定位于《红楼梦》的写作，“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这很像司马迁权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极度的悲愤中，让生命高扬在《史记》中；也很像屈原的仰首问天，叩问中有思，叩问中有情，叩问中有无限哀惋。他以世人看来无比凄凉的生存境况投入了无比丰富、无比绚烂的文学创作，在此中叩问生命及其生存。对此时的曹雪芹而言，艺术“是苦难的救星，它通往那一境界，在那里，苦难成为心甘情愿的事情，闪放着光辉，被神圣化了。苦难是巨大喜悦的一种形式”[3] 150。此时的他，与其说是在创作，毋宁说是在审美中再经历，在经历中向生命质疑价值、意义、过程、来路、去向、美丽、丑陋、悲怆，“作者对这种痛苦的体验，则使其能升华出最广大意义上的人道精神，品性磨砺得圣洁高尚，心灵宽厚广博，成为该时代人类良心的最高体现”[4]，因此本可以椎心泣血的《红楼梦》才呈现出无限惆怅和感慨大于激愤的基调，生命的大悲悯产生了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大成就，这是曹雪芹用生命书写的生存悖论。然而作者的意愿不仅在此，他还要通过《红楼梦》向世人作当头棒喝，因此叩问的第二重对象是人世的。

二、叩问人间世——“梦幻，兼具提醒之意”

哲学家通过哲学叩问生命，例如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叔本华说“生活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我将用一生来思考它”，文学家则是通过文学来叩问生命。纠缠曹氏无法释怀的根本问题，是人间的生命来路、去向及其生存状况。如王国维所论，曹雪芹以自身对苦难的见证，用血、用泪、用生命写成一部“第三种悲剧”之《红楼梦》。王国维以其哲人之心读出了《红楼梦》所写乃生命本身的悲剧：“《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5]这就是生命本身的悲剧，是已经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如果参照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所论，当会发现莫氏所论述的这些人生基本问题书中皆有全方位的思考和叩问，包括对人生、家庭、事业、婚姻、爱情、友谊、金钱、伦理、政治、经济、宗教……它们相互缠绕，林林总总，共同构成了《红楼梦》无比丰富的内部世界。在曹雪芹看来，生命的形态是多样的，它们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方式，也并不由谁的好恶而生灭。故此一切钗黛之争、凤姐是毒辣还是绝顶聪明皆为无谓，在这里有的是生命万千姿态的绽放和命运的交缠纽结，一起走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无可挽回的毁灭。当然，作者有他的最爱：闺阁中历历有人，须眉不若彼裙权，其间守望者宝玉的崇拜女儿之情结实为崇拜生命的芳洁如花，鄙弃生命的浊臭如泥。然而他眼望着芳花凋零，不能救助，只是在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中独自呼吸而领会。他唯一希望的，是得众女儿之泪送自己化灰，为烟，纵一生事业付诸东流亦毫不可惜。作者将这些亦歌亦哭、宜哭宜笑、宜喜宜嗔的姣好女子放在大观园中尽情展示生命的美丽，又将她们的宿命归入薄命司为其哀歌。这里，作者最为深刻的过人之见在于，他洞悉了依生命自在的历程，大观园里的众女儿将一一变为鱼眼睛婆子，有的或许“比男人更可恶”。这是她们无法躲避的现实和命定的结局，晴雯等概莫能外。生活也向人们展示，能葆少女的清纯至生命的黄昏者为数甚少，人生对此无从回避。曹一边写了众女儿的后身即众婆子（应该包括王、薛二夫人等）之种种可恶，一边让他心仪的群芳渐次凋零于含苞之时，或许是作者爱之甚而宁可让她们依然清纯如水地流逝而不忍看她们“变节”，这就把人生的苦难推到了极致。故所有十二钗及副册、又副册之女儿，以各自的性格、才情、命运终归薄命司，曹是以其大悲悯“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毫无例外地让青春红颜尽归薄命，使读者透骨地感知了生命的困惑和悲凉。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打破了千古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迷关：金钱、权势、名利、儿孙、婚姻、爱情等，把中国历来不受重视的灵魂、尊严、人性、高尚、美丽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是一种颠覆，它呼唤生命所应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东西。就为此，黛玉泪尽，尤三姐自刎，金钏投井，晴雯被逐，司棋绝命，鸳鸯抗婚……但曹氏的痛苦不仅在此，“像开普勒、斯宾诺莎这样的天才一般不如此急于求成，对于自己真正巨大的痛苦，也不如此大事张扬。他可以有相当把握指望后世，舍弃现在；但一位艺术家这样做，却始终是在演一出绝望的戏，演出时不能不伤心之至。在极稀少的场合，——当一个人，集技能、知识天才与道德天才于一身之时——除上述痛苦外，还要增添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可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的认识相联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甚小）。”[3]160-161，尼采在此所强调的，是天才所遭受的苦痛较之一般人弥深弥巨，因为他以超人的卓见而洞烛幽微，平凡人的世俗追求为他所不屑，他的生命与更远大的认识相连。我们在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里同样能看到这种伟大的苦痛。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评价李后主的词：“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6]可以移来论曹：小说至曹雪芹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因为在他之前，小说的产生伴随市民的审美意趣；在他之后，小说常伴随着政治，意在揭露、批判，而很少用来反观自身及人类的处境和归属，而能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

生活于当下的人们，为种种欲望所驱，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源和意义，沉迷在物欲中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审美文化的一个重大职责，应是“提醒人们返回自己存在、生命本源的意思”[7]当代美育在人格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人们克服过度物欲化社会中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偏离[8]，回答“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人凭借什么活下去？什么值得人舍命以求？”等重大问题，它们直指生存的真谛。《红楼梦》以宝玉为经，以他周围的众女儿为主的种种人和事为纬，时时提醒人们精神之守望。读者随宝玉入红楼，也随他一起经历守望和超脱的过程。这个过程引领读者认识美，从灵魂上亲近美。通过美的展示和毁灭，启迪人们打破迷关，认识与美相比，物欲之丑陋，从价值上否定之；又通过美之毁灭，从感情上引起人的惋惜、惆怅、追悔，从而将世俗化的价值观转变为审美的价值观。在此，《红楼梦》有其再现意义。但并不能因此而视之为纯粹的再现艺术，许多红学研究在此误入歧途。作者的聪明或狡黯之处在于：他在极具体的描写中抽象，令读者常常忘记了其象征意义而误以为实。《红楼梦》决非如作者淡淡一说：“茶余酒后”的消遣，其中自有真意存焉：即不为世俗左右，求取人的自身解放和超脱。其实，宝玉优游大观园，其最大的理想是自由、自觉、自适，让生命随性，宝玉深恨禄蠢的关键乃在于违背天性。他只一厢情愿地希望远离大观园外功利的人间，对自己将来是否能守众女儿一生，如何在人间立足全然不虑，宝玉所守望的，实为情性。尽管情性在人间，久已被庸俗淹没。因此《红楼梦》继承了从《西厢记》、《牡丹亭》以来对情性的呼唤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天性的解放，是对千古以来束缚人们的功名利禄等世俗观念的超脱，它们曾经是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在此意义上，《红楼梦》为千古以来最清醒的反媚俗之作。曹氏通过宝玉追问人类的存在，追问生命的诗境，宝玉存在着，宝玉体验着，宝玉思着，如果说有最后的拯救的话，最后的拯救当源于此。

尼采说：“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能作暴烈的醉人的进攻（这种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3]156。许多人读《红楼梦》有这样的过程：始则觉其琐碎，随年岁渐长、阅历渐深而读之渐入佳境，愈读愈觉欲罢不能，每读辄有新的感受，卒至反复阅读而为枕边佳籍，我们就是这样被《红楼梦》渐渐渗透。这个现象意味着当今人日甚一日地耽于物欲，忘记精神时，精神却顽强地守望着我们的心灵，不仅如此，精神还会以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它的存在。它在苦苦等待，等待我们迷途知返。

《红楼梦》是这样一部书，李劼认为，其中凝结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9]，而其超越意义又似乎可引领全人类认识之，深思之，人类面对它，就像面对携带着全部汉文化基因的镜子，照见人间生命的美丽、丑陋与苍凉。面对它，人们会不自觉地从当今的滚滚红尘回望曹氏给人类留下的风月宝鉴，从而进入灵魂的自我和集体的拷问。

三、寓言式构思——关乎永恒的叩问

文学艺术有所谓永恒的主题，因为在人类生活中，有些问题是恒久的，并不因为时代的兴替、王朝的更迭而逝去。例如生命的追问、生存的反思、婚姻、爱情、家庭、事业、友谊、幸福等等，它们在文学艺术中叠加为交响乐，绵绵不绝地回响在亘古时空。经典作品往往从不同程度、不同方向指向这些永恒的问题而发人深思。《红楼梦》的经典意义并不在于人们曾经言之凿凿地描写中国历史的某一段，揭露之，批判之，哀叹之。固然其中确有许多场景描绘和展现了那个时代，但从女锅炼石补天直写到石兮归来，其寓言式的总体构思却分明表示作者宏观的超越，是以极为真实具体的描绘上升为一篇象征人类命运的大寓言，甘兮辛兮，其中有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而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实为作者不愿就实，唯愿就虚的特意的处理，借此向代代无穷已的世人发出黄钟大吕式的叩问。

且何谓寓言？据《辞海·文学分册》解释，是“带有劝谕或讽刺的故事。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或无生物，主题都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10]在国外，寓言fable一词源于拉丁文fabula，原指虚构的故事或描绘性陈述；其现代的意义，则是指一种以散文体或诗体写的简短的故事，用以表达某种教训[11]。据此，寓言的构成要素当包含以虚构的故事或陈述寄寓劝谕之旨，《红楼梦》虽为煌煌巨著，以其虚构的石头的故事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具备劝谕之旨而已入寓言之林，它关乎永恒的叩问。如果今人了悟历史并没有随时间而没入永久的过去，如果能真正意识到过去的警示作用，当从对过去的反思中觉悟。如前所论，作为寓言的《红楼梦》其智慧的言说的穿透性不仅在于它凝结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更在于它思考了人类的根本问题，因而具有终极关怀的品质。《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延伸至现在，还将延伸至遥远的未来，它“寻找它的读者，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简言之，它像一个赋予了精神和灵魂的生灵一样生活着，但还不是人”，“一度运动之物，如同昆虫嵌在琥珀中一样，嵌进了万有的总联系之中，从而变得永恒了”。[3]183据此可以认识“审美活动绝不是一种对于美的把握方式，而是一种充分自由的生命活动，一种人类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它根源于对于生命自身的自我审判，以超越生命为指归，屹立在未来的地平线上，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推进着人类自身价值的生成”。[12]37曹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就了一个大悲悯。他在此悲悯中得到了拯救。他悲凉地去了。他疲弱的身影却端立在遥远的地平线，用此在的终极关怀推进了人类自身价值的生成，回答了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即生命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第三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张中行. 负暄琐话[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尼采. 悲剧的诞生. 熊希伟译[M].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

[4]宋耀良. 艺术家的生命向力[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87

[5]一粟. 红楼梦卷：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63：254

[6]王国维. 人间词话·人间词. 谭汝为校注[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160

[7]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 艺术化生存[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55

[8]袁济喜. 当代中国美育的悲壮使命[J]. 学术研究，2002（2）

[9]李劼.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95

[10]辞海（文学分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5

[11]刘国正，马达，戴山青. 寓林折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