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其王权意识曹艳云

(2016-11-15 1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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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专题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的“延宕”

王权意识

曹艳云

分类：专题：文史-哲学-宗教…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其王权意识

曹艳云

在莎士比亚写的37部戏剧中，《哈姆雷特》是最有争议的一个剧本，争议的焦点主要聚焦在哈姆雷特的延宕行为。正是哈姆雷特一再延误复仇，使该剧戏剧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并成为该剧的一个必要成份。延宕使哈姆雷特成了莎翁笔下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最复杂、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哈姆雷特的复仇延误也就没有所谓的哈姆雷特了。近四百年来，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已经发表了成千上万有关文章和专著，主要围绕“哈姆雷特问题”即“延宕”议题倾注笔墨，或揭示其原因，或讨论其社会价值；同时也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分析方法，创下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解读传说。本文尝试从政治文化角度人手，综合考虑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他所处的客观环境，探讨哈姆雷特的王权意识，进而寻索他延宕行为的症结所在。

一、关于哈姆雷特“延宕”行为的两类说法

西蒙·威森塔尔就曾说过：“这个哈姆雷特问题，你可以放弃对它的回答，但不要放弃对它的思考，哪怕它是真正的无解。”可见“延宕”之谜并没有唯一指定谜底，那么对延宕莫衷一是的原因解释也就有了其存在的理由，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类。一是从主人公性格弱点或思想上去寻找原因，有的甚至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指出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是其延宕的根源，使用的形容词汇是忧郁、软弱、敏感、持重、内向、优柔寡断等等。譬如英国浪漫派批评家柯勒律治评论哈姆雷特是“无休止的深思和过剩的思维活动，使哈姆雷特的头脑一直为内心世界所占据，而同外部世界隔绝了”，行动能力随之消退。同时期的哈兹律特也评价哈姆雷特是“哲学思考的王子……他的主导激情在思考方面，而不是在行动方面”。

另一类评论家认为主人公的外部环境或社会现状是哈氏复仇行为受阻的主要原因。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不具备，才延缓了王子的行动，如明君父王暴死，母亲乱伦改嫁，奸王强大狠毒，朝臣势利奉承，朋友反目成仇……放此，哈姆雷特仰天长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应该说，这两大类解释各有其价值，它们增强了著作的丰满性，延续了阐释的空间，为全面解读剧本提供了珍贵的引荐，正所谓“文学创作并非只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断阐释和评说的过程。”《哈姆雷特》的经久不衰也正在于此。

然而，这两类评论多少有失偏颇，在人物内在性格和社会外部环境之间，过于强调一面，解释就显得有些单薄片面了。“性格论”者注重人物形象分析，忽略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时代意义；“环境论”者强调外在原因，无法彰显哈姆雷特复杂且巨大的王子形象。

二、王权捍卫与“延宕”行为

研究哈姆雷特的复仇延宕，当然不能忽视哈姆雷特的性格问题。有些性格分析评论家认为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从剧本来看，这属于不实之词了。哈姆雷特善于深思默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他大量经典的独白佐证；然而，他绝非是位光想不干的“思考型的人”。事实上，他继承了先王血统，勇敢果断且深谋远虑。他敢于独自跟踪鬼魂，装疯卖傻见机行事，他还导演设计利用戏班子表演《贡扎古之死》来窥探奸王叔父内心的隐秘。看戏时叔父的惊骇不安让他得到了想要的切实证据。而且，不同于为父报仇的雷欧提斯那样鲁莽蛮横，执著于一己恩怨受人左右。哈姆雷特对午夜露台上鬼魂的一面之辞有自己的判断，他恳求霍拉旭和其他两位守夜士兵宣誓不要把所见的事情向外传说，可见他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就叫世人胡乱猜忌，引起大局动荡，王将不王，国将不国——他的确时时刻刻都是思想的佼佼者。

同时，他也是“行动型”的勇士。他勇气十足地把躲在帷幕后面企图窃听他心灵秘密的波洛涅斯一剑刺死，因为他误以为那是奸王；去英国的船上他机智地窃取和修改奸王写给英国国王的文书，粉碎奸王借英王迫害自己的阴谋……他从来都不是懦弱之辈。正如雷欧提斯对哈姆雷特的评价：“他有这样高的地位，他的意志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他不能像一般庶民一样为自己选择，因为他的决定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善于深思默想的丹麦王子很清楚，一旦武断杀王，就会像他策导的“剧中剧”那样，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乱，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他的经典旁白“to be or not tobe：that is the question”，可以理所当然地断定，哈姆雷特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问题，因为早在鬼魂透露叔父罪恶之前，他就说过“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决定会给本国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作为丹麦王子，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他的责任；作为独子为父报仇捍卫明君荣耀是他应尽的孝道；并不是国王本身强大，强大的是其代表的王权统治——这才是要审慎考虑的。他始终在探索中延宕，在延宕中探索；相应地，复仇行动就在思索中疑虑，在疑虑中滞后了。最终权衡之下，王权的捍卫比起一己私怨尤显重要。要杀王，王却不可杀——重压之下，绝望之中，他内心充满无奈与迷茫，就像黑格尔描述那样“他所忧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

三、王权本质与人文精神

丹麦王子骨子里王权至上的观念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莎翁时代有关“王”的话题，即国王凭什么取得王位，他的合法性何在？现代读者读《哈姆雷特》往往会困惑，为什么国王过世，成年王子却没有顺利继位，而是由王子的叔父，国王的弟弟戴上王冠加冕？回溯英国政治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窥其端倪。当时，人们普遍接受权力来自于武力的政治观念，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哈姆雷特》剧本对此也表现得很清楚，具有“讨伐野心”的哈姆雷特先王，“曾经接受骄矜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战斗中——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颂的——把福丁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法律的武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利一方”。可见战争胜利就是“王”存在的前提，武力即是王位的来源。不过即使使用武力也还必须有某种合法性，单纯靠武力还不足以取得王位，要不然民心不服，就会屡屡出现群起纷争以武争霸的局面。这时，血统就重要起来，成为王位的必要条件了。钱乘旦在其《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中提到，“在英国（以及几乎在整个欧洲）．王室的血统十分重要，即使用武力夺取王位，夺位者也必须有王室血统，与被推翻的王朝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否则就没有合法性。”所以叔父作为父亲的嫡堂兄弟，兄终弟继具有合法性——对这一点哈姆雷特是万不可质疑的，更何况叔父国王在群臣中极具威慑力，是世人公认的“王”。哈姆雷特一旦对此表示怀疑，否定兄终弟继，否定叔父国王的合法性，就如同向世人宣布他否定了自己所肩负的王权的合法性，自己颠覆了自己的王朝。因此，作为王储，他理应效忠新王叔父，与民臣一起尊重“王”权。

其实，哈姆雷特并没有对王权旁落表示质疑或不满。从剧本看，当王后母亲问及他“老是这样郁郁于心”的原因时，他并没有抱怨自己没能即位。他深受打击的是父王蹊跷离世以及母后与叔父的结合：“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父亲）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迫不急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虽然哈姆雷特心里充满了无奈、震惊和厌恶，但他理智上并没有否定叔父登基称王的事实，也就是说，他对叔父“兄终弟继”之举是认可的。

然而，“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苦闷的哈姆雷特面对惨死父王的冤魂，他内心剧烈挣扎纠结；要不要杀王为已故的父王报仇雪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读者是难以深刻体味王子这般心理煎熬的。性格多思多慎的哈姆雷特，在王权、等级被平民视为天然合理的形势下，产生了对王权的深沉思考，正是这种王权意识的羁绊，才有了他复仇行动的迟缓，才有了他谨慎的延宕。

从剧中可见，哈姆雷特意识到自己拖延了复仇行为，为此感到愧疚万分。然而，他也很清楚，报仇杀王就会动摇“王”的合法性，除非找到王者延续“王”的合法性，这样方可王权不断，臣民不乱，山河犹在。他具有王权血统，可他小心谨慎的个性又使他缺乏军事武力的雄心大志。我们知道，哈姆雷特曾在威登堡大学求学，受过当时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对时事政治的观察尖锐而准确，在他眼里，“丹麦是一间最坏的囚室”，也“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哈姆雷特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整治它，但又感到自己对此还无能为力。“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的这一声哀叹饱含着多少忐忑与无奈！直到第四幕第四场，哈姆雷特见到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当时这名武力非常的王子正列队城墙外，等候丹麦国王的指示过境进攻波兰。此时，哈姆雷特莎如同找到了潜在的“王”，他在福丁布拉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缺乏的“真正的伟大”和“慷慨力争”，他把挪威王子比作是“像大地一样显明的榜样”，敬佩他“王”的风范，“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诚然，从挪威王子身上确实反映出“王”的特质，就象老哈姆雷特一样，他刚强无比，勇猛善战，具有坚强的性格，能对战士们发号施令。在一个群雄乱世的时代，成者立，败者亡。钱乘旦在其书中也提到，“只要有一支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四处游荡的军事部落，便有一个‘王’。”哈姆雷特在心中已经把挪威王子视成“王”的楷模了，有勇有谋，深受将士爱戴。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的出征的唯一目的，无非是要用武力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他是为父为国报仇有备而来，他有雄心大志和计谋，他会成为民众心中合法的“王”。所以，从见到福丁布拉斯那一刻起，哈姆雷特舒心地感叹：“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既然找到了合法的“王”，实现了王的传承，延宕如此之久的哈姆雷特终于决定“摒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果断地挥上毒剑，结果罪恶的奸王。哈姆雷特被毒剑击中，性命危在旦夕，为了确保与自己的初衷一致，再次承认王的本质，他首肯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是王的合法继承者，“我可以预言福丁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已经得到我这临死之人的同意”。哈姆雷特捍卫王权的荣誉之战没有失败，他可以安息了。

所以，与其说这样一位踌躇满志的丹麦王子犹犹豫豫于杀王报仇，不如说是他对“王”本质的探索和深思；那么相应地，与其说是哈姆雷特对王权统治开始思考，不如说莎士比亚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王权本质揭开了面纱。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1601年，王权、等级被奉为圭臬，平民也视其为天然合理。在这种背景下，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隐晦地表达了他对一直天经地义的“君权神授”的质疑，对王权由来的思考，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崇。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对王权本质的思考揭露了这位王子深邃的思想，博大的胸怀，广阔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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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春艳．超越者的悲哀——也谈哈姆雷特的“延宕”[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3)：26．

6.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A]，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来源：《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