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论《边城》关于命运的三种叙事刘涵之_吴泓工作室

http://blog.sina.com.cn/u/1315631294

首页博文目录关于我

个人资料

微博

加好友发纸条

写留言加关注

博客等级：
博客积分：

博客访问：
关注人气：
获赠金笔：0支
赠出金笔：0支
荣誉徽章：

正文字体大小：大中小

专题阅读：论《边城》关于命运的三种叙事刘涵之

(2016-09-23 10:13:11)

标签：

沈从文

《边城》专题

关于命运的三种叙事

刘涵之

分类：专题：文史-哲学-宗教…

论《边城》关于命运的三种叙事

刘涵之

摘要：本文以为《边城》文本在叙事语态上存在三种时态，即过去之事、现在之事、未来之事。三种时态分别对应于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由于女主角翠翠的贯穿作用，关于她的生母的爱情、关于她的正在进行的爱情、关于她的将来的爱情都和谐地统一在翠翠命运的递嬗当中，它在推动着叙事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展现了边城乡下子民生活的无常与无奈。

关键词：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命运；《边城》

与《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的写作目的不同，沈从文在《边城》这篇优秀的中篇小说中，主要描绘了普通乡下人的生活，并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这部作品的人物命运与生活描述在叙事形态上存在三种语态。三种语态虽然发展不平衡，但因为女主角翠翠的贯穿作用，关于她的生母的爱情、关于她的正在进行的爱情、关于她的将来的爱情都和谐地统一在翠翠命运的递嬗当中，推动着叙事走向深入。

一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

这段文字是小说的开头，但并非叙事的始点。叙事的始点当源于翠翠的母亲与屯防军人的“暧昧关系”。即，由过去的“暧昧关系”产生之处才有《边城》的故事。显然，关于这一故事的叙事从“暧昧关系”经由翠翠长大成人，它已组成一圆满叙事序列。“当被叙述事件过程在文本中呈现为先前事件，在观察之前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显然就是叙事回顾，即对早先已然事情的重构，把早先的状态和事件组合成具有统一结构和意义的总体。”[2] 这一暧昧事件发生在过去时态，在叙事时段上的此番处理表明它的始点与终点都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可被理解的整体。我们完全可以想像，翠翠母亲和屯防军人的故事在叙事时态上具备预定作用。它一方面决定了翠翠的私生身世，一方面宣告了“暧昧关系”的破灭。在恋爱的女方于忠厚的爸爸有愧心，男方于军人的责任有违悖，他们的爱情就会有足够的伦理－纪律约束，这为“暧昧关系”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也是正常的情爱欲望被诟病为“暧昧”的俗世原因。因私奔代价更巨大，这一对男女终于选择了双双赴命黄泉。屯防军人服毒自尽，母亲也是在孩子出生后便自己结束了生命。这一场悲剧的恋爱不是在开始的时候遭扼杀，而是在爱情果实已经充分孕育，新的生命诞生之际完全结束，因而让悲剧走向了一个开放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新的生命的成长史。

在《边城》文本中，母亲与屯防军人这一故事的叙述时间远远短于故事的进行时间，完整地见证这一故事的也许只有老船夫—－翠翠的爷爷。至于这一故事除了伦理－纪律的介入，还有什么别的因素阻碍它的进行，我们不得而知。由于老船夫不仅是故事的见证人，而且是客观上的伦理表征，他的角色功能以及家长身份无疑构成了故事走向预定格局的控制机制，虽不牵一发动万机，但至少保障故事发生的完整。如果老船夫在知晓女儿的身孕事实之后加以干涉，那么翠翠就有夭亡的可能，故事的“暧昧”最多只停留在一个男女欢娱得与不得的浅层次上, 而爱与恨的矛盾也只能在父女冲突的人伦层面展现，它是直接诉诸于道德的背离与否来检验冲突的实现程度。自然，对这一恋爱悲剧意义的追究就会十分单薄。

回到摘录的文字，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叙述紧紧接续了翠翠母亲的一场爱情故事而来。由这些叙述引发的有关翠翠自身的故事尚在进行当中，在现在时态中变化着。因此翠翠母亲的恋爱故事自然充当了翠翠身世的叙述，相对叙述翠翠现在的故事来说也构成了一个整体，足够称得上乌里·玛戈琳所言的“回顾叙述”。按照玛戈琳的理解，“回顾性叙事往往声言行动序列中的某一点肯定存在着某些可能性，只是那些可能性没有实际化。为了使这种可能性具有叙事意义，往往不把它们呈现为孤立之物，而是呈现为未来发生或未出现之事的真正替代，换言之，它们是畅通但未走的道路。”[3]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关于翠翠身世由来的回顾性叙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翠翠自身的故事的叙述“畅通但未走的道路”保驾护航？是何种品质助发了翠翠自身的故事在叙事意义上弥补了回顾性叙事悲剧深度的不足？我们还是从老船夫的角色功能上去挖掘吧。在回顾性叙事当中，老船夫作为客观上挺立的伦理姿态，他没有借助家长力量毁灭爱情的生命种子，恰恰是姑息女儿的过错之后，以鳏夫身份承担了对孤雏翠翠的养育。老船夫在主观上削毁了己身所代表的伦理与道德维系的力量，这一屏障的去除才使翠翠获得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

二

当然，在紧接而来的翠翠自身的故事的叙述中，故事的形和质与回顾性叙事都有了显著的差别，由于《边城》文本的中心事件是对翠翠命运的书写，翠翠自身的故事的进行才能更具体地显露进展中叙述的被叙述者主体与命运衍变的契合与分裂种种状况。只是我们作为读者，在对事态初悉的情况下，理解了分裂之后的悲惨结局才对整个进展中的叙事走向有所把握。我们宁愿看到翠翠能契合命运的安排有一个美好的归宿，而不愿有关翠翠身世由来（即翠翠母亲那场恋爱）的回顾性叙事紧紧套住这一个尚在进行中的中心事件。

但翠翠是浑然无觉的，虽则叙述的愿望和命令在被叙述世界都围绕着翠翠的行动产生。“从内部和行动中间看，被叙述世界必然再现为一连串未经配置的个别元素，而叙述本身则成了实际情况的逐步展开。”[4] 这一实际情况的逐步展开，在翠翠自身故事的被叙述中，就是她的一场恋爱故事。在这个被叙述的恋爱中，翠翠将和谁恋爱、将以何种方式和谁恋爱、恋爱的成与败等等“个别元素”无疑左右了逐步展开的关键性内容。小说文本将这一内容的叙事时间和叙事行为的进行时间几乎等时地进行“配置”。配置的后果在于叙述阶段与被叙述阶段的对称，共同推动着“现在”时间状况下事件的进行，因而事件的发生与叙述几乎同步进行，叙述无法探知另一个别元素的变化。

不宜把这样的等时叙事看作为对母亲的爱情故事的丰富与扩展，虽然两者在命运结局上都保持着一致性。在同步叙事中，不仅先前的伦理－纪律约束被替换为潜在的命运－财富约束，就是先前的伦理表征老船夫也热衷于安排一场规约中的婚姻，还有媒人杨马兵的在场与相助。无论谁与翠翠恋爱、翠翠与谁恋爱，无论谁娶上翠翠、翠翠嫁与谁，恋爱的过程似乎可以省略，婚姻则成为实际应当考虑的大事。在回顾性叙事中，翠翠的母亲有爱情无婚姻，恋爱可以绚丽热情，婚姻则置之度外。母亲与屯防军人产生的私奔企图在于对爱情的执着，而双双殉情是不愿让爱情输于伦理逻辑上的婚姻。到了翠翠这里，爱情仍在“走车路”、“唱山歌”，婚姻则可“显山露水”或有意被撮合。

如果爱情、婚姻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婚姻亦可看作爱情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翠翠守护了爱情，便有可能重蹈母亲的覆辙，翠翠守护了婚姻，则可另寻一线生机。我宁愿相信，翠翠与傩送属于爱情，与天保属于婚姻。于是，爱情与婚姻的相扰，造就了事实上傩送、天保之间的“既生瑜，何生亮”。手足兄弟各自维系着爱情、婚姻，翠翠一个人则在爱情、婚姻的错位上卷入了危境。这便是悲剧。

这可能是从一个外围的条件上来看翠翠的命运。其实，这样思考的目的并不在于把外在的爱情、婚姻之扰当作多么对立的因素，悲剧色彩才多么强烈。重要的是，这些外围的条件常常摆渡在偶然性因素上，是偶然性助长了外围条件的剧变，才让同步叙述的个别元素摇曳多姿、潜流暗涌。翠翠对自身命运的浑然无觉好比充盈在正在进行的叙事序列中的叙事单元的不可捉摸一样。我们可以提供一系列假设：假如五月端阳，老船夫没有带上翠翠去看划船；假如翠翠在看划船时没有邂逅傩送；假如天保坐下小船到茨滩不出事；假如老船夫的不把给翠翠唱歌的人“张冠李戴”；假如没有以碾坊作嫁资的中寨人半路“杀出”；假如顺顺一家对老船夫有好意不产生误会……这样的假设都围绕着另一种可能性进行，寓示着可以从与当下状况相反的途径来改善行动主体的可能，使被叙述世界呈现另一形式。随着叙事的推进，这样的假设不但不可能，而且会让人看到一种难堪的事实：愈是希望在假设中进行，愈是会剥离叙事面貌的丰富，把多种可能性压缩成一种可能性。当这惟一的可能性发生，整个事件就不再有新的高潮、主要的转折点。结果，翠翠的恋爱便会无波折地顺利发展，落得一个花好月圆的局面。

如果把此种事实当作叙事的参照点或旨归，我担心先前的回顾性叙事的意义就会被无端地瓦解，造成回顾叙事与同步叙述的脱节与矛盾。如果回顾叙事已形成自身封闭的一面，同步叙述就不必突入这样的封闭地带——母亲的悲剧结果已经给定了另一个悲剧的前提，喜剧结局反而会抹杀母亲的悲剧结果的作用，从而抹杀这一喜剧本身，此种喜剧有可能是一种闹剧的翻版。

老船夫真心盼望翠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出于人之常情，在血缘承续上，他有对晚辈照顾的责任；出于长者的见识，在经验教训上，他有对生活劳苦与不幸的领悟。在回顾性叙事中，他已见证女儿命运；在同步叙述中，随着他“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指体会到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他的忧虑逐渐清晰、急迫起来。“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5]

这里，回顾叙述和同步叙述再度被归化在对命运无常的指涉上。

三

天保的死是一种偶然性因素所致，是自然的安排，或是上帝的手在支配一切。天保的死改写了翠翠的婚姻的可能，也改写了翠翠的爱情的可能——她和傩送的恋爱机会因天保的死而丧失。老船夫为扭转这样的局面而奔波于碧溪沮渡口与茶峒小城，他惟有遭受船总顺顺和二老的白眼，而对翠翠怀有爱慕心的二老最终受迫在中寨人的碾坊与碧溪岨的渡船之间做出接受碾坊的选择。二老的违心做法让局外人误以为渡船输给了碾坊，也让局中人的真情输给了中寨人的财富。二老决裂了与翠翠的恋爱让步于落脚生根的碾坊，亦是被无形的财富之手掐住婚姻的咽喉。他很快赌气下辰州，就是宣告他对如此婚姻的抗拒。至此，我们看到二老在上帝支配一切的双手面前的孤独无助。不难想像，此时俨然胜利在望的中寨人以碾坊赢取婚姻的手段与上帝支配一切的双手较量，苦乐孰重孰轻。

从同步叙述的进展时态出发，二老做出的抉择还是对叙事产生偏离的有效遏制。我们无法想像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改变被叙述世界翠翠二老爱情错位后的走向。虽然二老能忍气吞声留在茶峒，但是此种可能一旦出现，二老只有乖乖接受中寨人的婚姻馈赠，叙事将恢复到一个已婚男子对心上人的牵挂、一个天真少女对“负情”男子的爱与恨的传统路数。这样叙事将最终偏离命运与爱情无法契合的悲剧初衷。当老船夫的丧事完毕，杨马兵伯父般的慈祥抚慰着悲伤不已的翠翠。这个当年翠翠母亲的追求者何故败给屯防军人，我们不得而知，“杨马兵想起自己年青作马夫时，打扮的索索利利，牵了马匹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到如今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6] 似乎风雨过后，万事皆平淡，但杨马兵记忆深处的感情创伤一定像如今的翠翠一样永不可磨灭。而由关于杨马兵这么一小段回顾叙述推开去，杨马兵与屯防军人，天保和傩送似乎有着不谋而合的对应。

经由爱情、经由命运，回顾叙述和同步叙述相互支撑、指涉。所以，我们看到同步叙述没有从翠翠一个人单向度地进行，它几乎一网打尽被叙述世界人物命运不幸与劳苦的可能。换句话说，在把各种可能性书写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同步叙述的能量已经耗尽，它必须在叙事终端为被叙述世界的现实“现身说法”。它一度展现在闭合之时借助于叙述杨马兵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抚育翠翠这一合情合理之事来减缓同步叙述的悲情气氛。倘若翠翠答应顺顺的要求“作二老的媳妇”。二老人在辰州，翠翠成为人家媳妇的名义是什么？中寨人碾坊胜于渡船的既成事实又做何种解释？这个难题，不但船总顺顺无法向边城人道明，即便“朴素的叙述”也无法处理。由此看来,同步叙述安排杨马兵来照顾翠翠倒也并非突然,只是这一安排无意中造成对回顾叙述中他遭翠翠母亲拒绝的轻微反讽。

四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7] 这是一个再巧妙也不过的结尾。依常理，圮坍的白塔靠了营管、税局、商号、平民的捐助得以重建，茶峒风水应当走势好转。边城的芸芸众生不会因一个老船夫的衰亡，一个女孩的爱情夭亡而改变世俗生活中的“安静和平”。边城的总体氛围原本就有这样的格局：“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 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8]边城之大，只能容得下一营戌兵和五百住户的爱和恨，以这样的格局强行去面对人生的大悲欢、大离落，便显局促。就连翠翠本人，几乎在自身的伤口初愈之时，又以渡家女的寻常面貌继承祖父的“遗业”。生老病死，富贵由天，渡家女理想的爱情之梦无法企及，除了这维系生计的活儿也别无他途。在过渡的人们的祝福声中生活的翠翠也将是日复一日地接纳声声祝福，接纳“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来”的旖旎风光。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9]于是，叙事以柔和之美低徘：“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美景苦情，结局和祈愿在这里形成了反讽的张力。它几乎使同步叙述被悬置起来，独存祈愿的美好，而叙事最终又胁迫祈愿退却美丽外衣，显露事实之残酷。渡家女愈是面貌寻常、从容，愈是压抑了心灵的挫折——白河的涓涓细水岂比心灵的汪洋大海？“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去的永保平安”的祝福愈是真诚愈是显示这弱小的生命需要同情——祝福词总是一番推己度人的话语安慰。

“这个人也许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这一选择性的预示叙述表明人物心理在历经挫折后的沉寂之思和对未来梦想的依稀期待。如果翠翠的爱情复活在明天的话，也是恢复在二老的还乡上。二老赌气出走，本是对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倘若还乡，即是再度复归于碾坊的财富，牵就于扭曲的婚姻，对翠翠的真诚更有无形的贬损。翠翠的爱情在心上人“永远不回来了”或“‘明天’回来”两种可能性都划上了一个句号。从预示叙述语态来看，它仅仅起着表达愿望的作用，并没有叙述内容的真实与否的区别，也没有表现追求结果的意图。它所表达的愿望也不明显对立于今天的事实，对立于同步叙述。它力求小规模地修整当下状况预示转机的可能，在心理上再次减缓同步叙述的悲剧气氛。与前一次减缓的过程不同，它已完全跳出同步叙述语态，用未来时态参与对叙事的修整，也是对回顾叙述、同步叙述的总结。巧妙的是，它止于所应止的地方，既保留了时间的延异，也保留了悲剧的延异。

我无法肯定沈从文是否以宿命论的观点看待《边城》中的乡下子民。由叙事语态和被叙述世界的真实来论，沈从文更可能将其慈悲胸怀借助于“朴素的叙述”作淋漓尽致的展现，无视感情的节制，但在小说文本里叙述的主观介入相对薄弱，只是好几次叙述声音的提醒泄露了这一个按捺不住的主观色彩。在叙事语态的三种时态上，翠翠的爱情故事可当作边城子民的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读解。白河水静静流淌，边城子民倒相安无事。在沈从文眼里，这种相安无事原本就是生命的渐渐消融和乡下人之为乡下人的生活真实。不管贫贱卑俗、高贵高雅，都逃脱不了这种真实性的纠缠。当这些真实性越来越具体，当这些具体事物就是集中在生活的琐屑、渺茫、困顿、无助上，悲剧感便油然而生。

参考文献：

[1][5][6][7][8][9]沈从文，边城[A]，沈从文选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67；323；361；363；279；362.

[2][3][4] 乌里·玛戈琳，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时态，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A]。（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3-94；97；98.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