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四世同堂》的语言特色宁义辉_吴泓工作室

http://blog.sina.com.cn/u/1315631294

首页博文目录关于我

个人资料

微博

加好友发纸条

写留言加关注

博客等级：
博客积分：

博客访问：
关注人气：
获赠金笔：0支
赠出金笔：0支
荣誉徽章：

正文字体大小：大中小

专题阅读：《四世同堂》的语言特色宁义辉

(2016-08-13 17:54:49)

标签：

专题学习

《四世同堂》

语言特色

宁义辉

分类：专题：文史-哲学-宗教…

《四世同堂》的语言特色

宁义辉

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表现和歌颂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老舍自己所喜爱的作品之一。”（胡絜青《四世同堂》前言）近年电视台将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放过，它的作者、人物、故事情节，已经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了。可是，《四世同堂》的语言有什么特色呢？却未必是尽人皆知的。本文拟对《四世同堂》的语言特色作粗浅的探索，以抛砖引玉，就正于同行。

一、丰富多彩的比喻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语言是别具一格的。《四世同堂》如同一座语言形象异常繁茂的花圃，在这繁丰的语言艺苑中，比喻之花更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真正是“各种譬喻密密麻麻地出现，多得象雨后森林的蘑菇一样”，（秦牧《艺海拾贝·譬喻之花》）俯拾即是。且不说作者取譬方式的如何多样，也不说作者造喻事物的如何繁多，单只说作者塑造形象描绘事物所运用的比喻就够丰富多采了。有用来描绘人物神态的比喻，例如：

①见到他们，（三个：一个便衣，两个宪兵）晓荷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指头尖上，全身象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949页，1979年版，下同。）

②“什吗？”大赤包听见了，马上把双手叉在腰间，象一座“怒”的刻像似的。“放你娘的驴屁！”（174页）

例①是以美喻丑，用“刚发青的春柳”的“柔媚”为喻，来状写汉奸冠晓荷见到日本宪兵深深“鞠躬”的样子，逼真地写出了奴才讨好主子竭力巴结献媚的丑态。例②则是以虚比实，谁曾见过“‘怒’的刻像”？不就是“怒不可遏”的意思么？但若这样措辞岂不太直露了？作者驰骋想象，虚拟出了一个“‘怒’的刻像”来比喻大赤包“把双手叉在腰间”的凶相，这就一下子将人物写活了，有了立体感，仿佛可以触摸似的。

有用来写人物的语言的比喻，例如写桐芳与高第两人谈心 “引起桐芳许多感慨”，桐芳倾诉说：“托生个女人，唉，就什么不用说了！我告诉你，大小姐，一个女人就象一个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这里桐芳以“风筝”自况，作者用了一个明喻，形象地写出了旧社会女艺人被人玩弄的可悲命运，接着又连环套出一串借喻来描写这种看似美好实则悲苦的生活，字字句句透露着辛酸血泪，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不幸遭遇。

有刻面人物心理活动的比喻，例如：

①她的话里本也骂到桐芳，可是桐芳已躲到自己屋里去。象得了胜的蟋蟀似的在盆儿里暗自得意。（58页）

②一出门，他（祁瑞丰——引者注）极自然的奔了三号去。一进三号的门，他的心就象春暖河开时的鱼似的，轻快的浮了起来。（741页）

例①是摹写桐芳反抗大赤包而袒护小崔获胜时的窃喜心情，例②则是写瑞丰被免了职却仍不觉悟，不听兄长瑞宣的忠告，背着家里人，奔往冠晓荷家的狂喜心情。虽都是写喜悦心情，但由于人物不同，性格不同，境况也各异，所以所用比喻也不相同。前者用“得了胜的蟋蟀”作比，以突出“暗自得意”的心理；后者用“春暖河开时的鱼”作比，以突出心儿的 “轻快”。既准确贴切，又形象生动。

而用比喻来描写人物外貌和举止行为的谐言趣语简直叫人忍俊不禁：“大赤包近来更发了福，连脸上的雀斑都一个个发亮，好象抹上了英国府来的黄油似的。她手指上的戒指被肉包起来，因而手指好象刚灌好的腊肠。”作者无情地鞭挞一切丑类，揭露其卑污的灵魂：“瑞丰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很富态；往坏里说呢，干脆是一块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没有脖子，猛一看，她很象一个啤酒桶。脸上呢，本就长得蠢，又尽量的往上涂颜色，头发烫得象鸡窝，便更显得蠢而可怕。瑞丰干枯，太太丰满，所以瑞丰急了的时候就管他们叫‘刚柔相济’。她不只是那么一块肉，而且是一块极自私的肉。她的脑子或者是一块肥油，她的心至好不过是一块象蹄膀一类的东西。”这些比喻不仅内容通俗浅近，而且取譬方式奇特。“一块象蹄膀一类的东西”似的心，那是一颗怎样愚蠢丑恶的心灵啊！“心”和“蹄膀”，本体和喻体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作者却合得极巧，真切地写出了事物间的相似点。

作者善于用几个喻体来描叙同一个本体的不同方面：“在她（钱太太——引者注）的陷进很深的眼珠里，有那么一点光。这点光象最温柔的女猫怕淘气的小孩动她的未睁开眼的小猫那么厉害，象带着鸡雏的母鸡感觉到天上来了老鹰那么勇敢，象一个被捉住的麻雀要它的小嘴咬断了笼子棍儿那么坚决。”造喻的事物都是常见的，极普通的，但是却把钱太太锐利的目光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勇敢、坚决——这些抽象的难以捉摸的东西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样就突出了受害的弱者善良而坚强的性格。

小说用来直接描写人物性格的比喻则有：“常二爷……自青年到老年，老那么活泼结实直象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虽然带着泥土，而鲜伶伶的可爱。”请看蕴含着人生哲理的比喻：“贵族的衰落多半是象雨后的鲜蘑的，今天还是庞大的东西，明天就变成一些粉末，随风而逝！”再看描写人的感受的比喻：“听他（常二爷——引者注）讲话，就好象吃腻了鸡鸭鱼肉，而嚼一条刚从架上摘下来的，尖端上还顶着黄花的王瓜，那么清鲜可喜。”这比喻多么新鲜，仿佛闪着晶莹的露珠珠。老舍的语言是朴实的，明快的，散发着浓郁的泥土的芳香，“直象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鲜伶伶的可爱”。

二、辛辣俏皮的幽默

幽默是老舍语言的一贯风格。《四世同堂》的语言也是幽默的，但并不是他早期如《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那种令人捧腹的笑骂式的幽默，也不是他后期如《龙须沟》和《茶馆》那种隽永、机智、艺术的幽默，而是辛辣俏皮的幽默。这是由小说的内容和作者的艺术功力决定的。这种幽默往往和讽刺结合在一起，喷射出作者激愤的烈焰，火辣辣的，如匕首，似投枪，直刺日寇、汉奸。这种幽默，又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时时闪射着智慧的光芒，巧妙地揭露了生活中违反情理的乖谬。同丰富多采的比喻一样，《四世同堂》的幽默语言也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

正话反说，褒词贬用，小说中讥诮的反语简直数不胜数。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老舍从不抱任何幻想，试想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会立地成佛呢？作者描写钱先生的心理活动时，用反语鲜明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觉得日本人的郑重其事玩把戏，是非常的可笑。他可是没有笑出来，因为他也佩服日本人的能和魔鬼一样的真诚！”对日本人叫做“共和面”的古怪面粉，则厌恶的嘲笑道：“哈！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舐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实在需要这个美丽的名称啊！”挖苦“冠先生的最见天才的地方是‘无聊’”。奚落“他唯一的才智，便是怎么去奴役别人，利用别人，把别人的血汗作成的东西供他享用。”解剖蓝东阳丑恶的内心世界：“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爱而且象花一样的清香。”先大胆地假设“若诗歌是狡猾卑鄙的结晶”，再合乎情理地断定“蓝东阳便真可以算做一个大诗人了。”

词语的变异手段，小说中也是不胜枚举的。为了嘲讽汉奸冠晓荷既丑陋又狠毒的胖老婆，就用其外貌特征“大赤包”和职业行当“老鸨母”来“借代”。为了揭露大赤包至死不悟，永远效忠日本人，便运用了他在狱中，向“东洋爸爸们”祷告的妙笔，在“爸爸”之前冠以“东洋”，之后又用了表复数的“们”，讽刺意味便溢于辞表。为了揶揄冠晓荷这个“怀才不遇的人特别爱表现他的才”，而将他造的一本名册，杜撰为堪作“四库全书” 的姊妹篇的 “四部全书”。

词语的活用所造成的幽默则是俏皮，作者描绘蓝东阳的尊容说：“鼻子向左歪着，而右眼向右上方吊着；这样的左右开弓，他好象老要把自己的脸扯碎了似的”。赋予了新义的成语“左右开弓”，在这里把汉奸蓝东阳的丑恶面貌勾勒得真是惟妙惟肖。巧妙的“屈身俯就”——大词小用，也可造成讽刺效果。例如：“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四世同堂》补篇3页）揭露招弟从灵魂到肉体已完完全全是个娼妓，新颖尖锐。

有时，诙谐的警局在强烈的对比中戳穿了事实的真相：“冠先生没有刘师傅的暗示，大模大样的想往里走。对比他地位高的人，他把人家的屁也看成暗示；对比他地位低下的人，暗示便等于屁。”

有时，幽默的烈焰借助于精彩的夸张喷射而出：“东阳就是在烧得说胡话的时候，都在喊‘天皇万岁！’大夫护士受了感动，很替他向上美言了一番，夸他是个最忠于天皇的中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他，尽了一切力量治好他，他全身每一处都用X光拍了照，片子送回日本作科研材料，看看他的心、肝、脑子和肺有些什么特殊构造，怎么能这么效忠于日本” 。（《四世同堂》补篇61页）

有时，将生活中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等量齐观，如同用放大镜扩大了它的悖谬来造成强烈的讽刺：冠先生以为“与一位西洋人握手差不多便等于留了十秒钟或半分钟的洋。”

其中也不乏善意的批评，风趣的幽默。比如乡下人常二爷囿于习惯，只知走路，不懂坐电车，作者便打趣道：“他不晓得坐电车都有多少手续与规矩。他一辈子只晓得走路，坐车已经是个麻烦，何况又是坐电车呢！不，他告诉自己，不坐车，走路是最妥当的办法！”

老舍曾自述说：“穷，使我好骂世。”（《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里的所谓“骂世”，就是议论时政，针砭社会。在《四世同堂》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这种特别的“爱好”，即老舍在小说中常常喜欢对一些事件和人物言行在叙述之后来一段评说，这些补叙式的评说，也常常带有机智，而且颇为幽默。

用评说形式对人物的言行和隐藏在言行之后的心理顺其逻辑方向去层层推论，把那荒唐可笑充分地“推”出来：

“中国还能打过日本吗？外国人都说，大概有三个月，至多半年，事情就完了！”丁约翰很客观地说，倒仿佛他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的驻华外交官（99页）。

小文陪着冠先生在客厅内闲扯。冠先生懂得“一点”二簧戏，将就够交际场中用的那么一点。他决定和小文谈戏。敢在专家面前拿出自己的一知半解的人不是皇帝，便是比皇帝也许更胡涂的傻蛋。冠先生不傻。他是没皮没脸（274页）。

还有“借题发挥”式的评说，例如高亦陀撺掇大赤包开旅馆，在筹办时，冠晓荷却帮不上忙，可是又不甘心袖手旁观，就绞尽脑汁，施展其无聊的天才，思谋怎样摆设桌椅床铺，拟定了许多旅舍的字号，还发了一通“都得要雅”的高论，于是作者借机发挥，巧妙地插入了一段评论，拆穿了他的“西洋镜”：“这些字号，其实，都是他去过的妓院的招牌。正和开妓院的人一样，他要雅，尽管雅的后面是男盗女娼。‘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泉源，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践劣的油漆。晓荷是地道的中国人，他在摸不到艺术的泉源的时候会拿起一小罐儿臭漆。”尖锐地讽刺了冠晓荷这个汉奸走狗所鼓吹的“雅”的实质，不过是“一罐儿臭漆。”

利用评说稍带一笔，讽刺时政，在《四世同堂》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在揭露冠晓荷这个“很体面的苍蝇”怎样逐臭、怎样钻营、怎样奔走，企望加入新民会，捞到一个“头等顺民”的资格的阴暗心理之后，作者随即深刻地批判道：“二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象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辛辣地讽刺了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的腐败的中国社会。

此外，还有评点式的点睛之笔。例如小说第二十五段，日本人和新民会的汉奸们导演了一幕游行和开会庆祝保定陷落的丑剧，在叙写完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之后，末尾描绘了冠晓荷的走狗嘴脸：“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于事’说：‘会开得很好呢！’”紧接着，作者用一个破折号表示评说，并讥笑道：“天安门的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仅有的 “一句称赞”，却是从狗嘴里吐出来的，这其是的妙绝讽刺。

三、地道的北京味儿

老舍作品语言的独特风格，不仅表现在妙趣横生的幽默上，而且还表现善用地道的北京口语方面。老舍出生在北京，长期生活在北京，又擅长“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自然，写抗日期间，沦陷了的北平的《四世同堂》的语言的北京味儿就更地道了。

小说善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主要表现在人物的语言上，且看尤桐芳向高第推心置腹的一段剖白：

“我没见过西院里的二爷。不过，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你甭忙，我去帮你打听！我这一辈子算完了，睁开眼，天下没有一个亲人！不错，我有个丈夫；可是，又不算个丈夫！也就是我的心路宽，脸皮厚；要不然，我早就扎在尿窝子里死啦！得啦，我就盼着你有一门子好亲事，也不枉咱们俩相好一程子！”（89页）

这段话全是口语，没有刻意雕琢的书面语言，而且北京味儿十足，给人以形象、生动、新鲜的强烈感受，表现力也很强，真实地写出了旧社会北平的鼓书女艺人内心的辛酸苦痛和善良其诚的秉性。

这就是《四世同堂》人物语言的艺术——立体化的，地方化的，个性化的，透着些亲切、新鲜、活拨的味儿。

小说中，对于当年北平小贩叫卖吆喝的摹写更是令人叫绝：

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的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都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地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 “果赞”：“ 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丽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慢慢的，杏子的核儿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的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每每教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

红李，玉李，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品果，而小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儿来——“买果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大蜜桃呀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耶……”（536——537页）

那入腔入调的“果赞”，用极通俗的口语和很强的儿化韵，增浓了它的诗意，显示了它特有的北京味儿，那接二连三的叫卖声和一大串儿的吆喝声，则以它的极易上口和语气词的与众不同，增强了它的音乐性，显示了它的地方色彩。作者摸拟得非常生动逼真，仿佛使人真的听到了这些铿锵悦耳的、娓娓动听的乐音，并置身于当年的北平似的。难怪那些“老北京”对《四世同堂》的电视剧特别赞赏、特别喜爱啊！

文章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