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潇湘晨报的新闻说，长沙有这么一个家庭，父亲是上市公司的中层干部，母亲是医院的医生，父亲的教育方式粗暴简单，母亲忙于工作少有机会和儿子沟通，17岁的儿子长期蛰伏在电脑前。比起和父母交谈，儿子更愿意与网友交流。据了解在9月29日晚，电脑前的儿子突然不见了，父亲赶紧报警求助，最终从QQ聊天记录里找到了线索——儿子去成都“追星”了。令人意外的是，警方还在聊天记录中发现儿子曾与网友“密谋”伤害父亲的线索。然而在10月4日上午，长沙铁路公安处通报称，儿子已于9月30日上午在开往四川的火车上被找到。找到儿子后，父亲陪他继续在四川“追星”，他表示已放下手头的工作，和妻子一起反思教育方式。

   这一个问题也让人不得不说在不久前杨丽娟做客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节目的事情来，她以亲身经历说法，劝节目当事人不要疯狂迷恋刘德华，直言刘德华不值得你浪费青春。自2007年的事件以后，杨丽娟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回到兰州开始了在慈善机构做义工的生活。她说，七年里反思了很久，造成当时的悲剧自己的固执任性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媒体的推波助澜让事情更加恶化。她回忆道：“曾经是想借助媒体的力量帮助自己实现心愿，也的确有媒体答应要带我见刘德华，但是后来却安排了一个模仿刘德华的人来到我家，让我的家人很生气，太不尊重人了。”

   一般来说，对于追星缺乏理智的，被所谓媒体炒作自然也就属于一种被娱乐了呗。此前就有人给追星分类，说年轻人追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第二类是在科学界、政界等专业领域具有特别建树的人士；第三类是自己的父母、老师等。追星本无错，但年轻人被炫目的“星光”迷惑，却忽略了“星”本身就是一介凡人，这需要社会、家长等对年轻人进行正确的对待。虽然追星是追星族的权利，但不该丧失自我，追星之前要先扮演好自己的人生角色及人生方向，你是父母的儿女，请在孝敬父母的前提下再考虑你的“星”。

   若是对于追星盲目以导致一幕幕追星悲剧发生，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年轻人的精神越来越空虚。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给孩子们在人生追求上有更多的引导，需要建立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更需要给予更多的心理关怀，用实际行动化解误解。诸如像杨丽娟这样的“星迷”自然对于追星过分盲目或者执着，在由于媒体一经炒作而“被娱乐”以后，发现自己如果是痴迷追星、近似疯狂的追星、疯狂的追星都是不可取的，是有害的。

   由此也可以掂量出轻则影响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重则会像杨丽娟那样搞得“家破人亡”。因此，广大粉丝们真应该好好思考下自己到底该如何理智的追星了。其实理智追星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不少事例证明，追星可以追出良好的人际交往和自我认同水平，甚至激发奋斗的动力，成就亮丽人生。一个人对于有着自己的偶像，也有过近乎痴迷的状态，偶尔也会产生一些不实际的心理冲动。但冷静下来想想，还真有一些感悟一个人活着不是为自己的偶像而活的，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人最应该善待的也是自己，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失去了自我。我们喜欢某个明星，说明这个明星确实从某些方面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快乐，甚至是精神的支柱。

   或者说，对于杨丽娟一事即便是媒体深度炒作对于公民名誉权与媒体据实报道社会事件的权利应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追星事件的深度报道引发的纠纷，媒体也只是旨在让读者了解何以发生“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导读者客观看待它。了解“追星事件”成因也在这一合理兴趣的知情范围内，披露与追星事件形成有关的主要生活经历时，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没有侵害原告的隐私。这样一来，也就相对于媒体而言，若是根据采访（包括父或者母亲在内的）知情人获得的新闻材料所撰写的，并非捏造和杜撰，文章中有关内容基本属实。而主观上也就没有侵害其隐私、名誉的恶意，在客观上也不存在以侮辱或诽谤的方式侵害。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因此而受到损害，也就不构成侵害了。

   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则应从心理学上看，一个充满矛盾、急剧变化、独立性与依赖性、自觉性与幼稚性并存、交替出现的充满着朦胧、幻想、天真、幼稚、盲目与大胆等特色的人，其神经活动的兴奋过程强于抑制过程。往往不愿安静，容易冲动，进行各种活动时容易分心，自觉控制自己情绪和理智支配行动的能力还不强。毕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不确立、不成熟，他们的理想在这个时期还比较模糊，带有具体性和表面性。他们喜欢模仿某些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当做自己的偶像。

   但这种对偶像人物的模仿多半带有明显的表面性和动态性。他们较多的是模仿人物的外部行为和表面特征，如模仿他们的服装、发型、语言、动作等，而不注意人物的内心品质。因此，这种对偶像的崇拜与模仿是不稳定的，极易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和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他们的单纯幼稚甚至可笑的想法也不笑话、不讥讽，给他们留下自我认识、自我调整、自我纠正、自我提高的空间和余地。

   于2014年10月7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