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遗憾”和“迷茫”什么？

文/王营

福建从教37年的特级教师陈成龙老师告诉记者，他干了一辈子教育，“最遗憾和迷茫的”是“为什么自己心目中的尖子生走出校门后却多无所作为？”。陈成龙老师为何会有这样的感慨？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解释说，由于受传统评价标准的影响，当老师的往往有这么一种思维定式：“在校学习好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一定发展得好；在校学习中等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也是中等；那些在校时学习差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也是差”。但事实却往往让老师大跌眼镜。面对这种预测与现实不相符的事实，如果是原先并不起眼，后来却有成就的，老师自然为学生高兴；如果原先在校时成绩优秀，老师预测将来会发展得比较好或很好的学生，走出校门后却表现平平，有的甚至走上邪路，老师的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深为那些学生惋惜。

陈老师的“遗憾”和“迷茫”恐怕所有教师都经历过。无独有偶，最近看了一篇题为《高考“状元”调查》的文章，说是在去年，中国校友会网课题组做过一次“2007中国高校杰出校友排行榜”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学术领域，中国两院院士、外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和长江学者成就获奖人等名单，也没有出现高考状元的名字；杰出政治家中，同样没有高考状元。”

这一现象的确让人“遗憾”和“迷茫”，也颇引人深思，为什么在中学阶段被老师看好的“优秀生”,却在未来的“职场” 竞争中成就平平？按常理说，“高考状元”理应成为“职场状元”，为什么会事与愿违？

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即陈老师所说的中小学阶段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在当前背景下，学校、教师眼中所谓 “好学生”、“优秀生”，大多是文化课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至于思想品德好，或者在其他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则很难进入教师的视野，也不会列为学校和老师的“重点培养对象”。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些年来各地产生的“高考状元”，不都是高考文化课排在第一的学生吗？

但是，真正的“人才”必须具备综合素质，不能仅仅凭借文化课成绩优秀。想要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不仅需要丰富的企业管理和本专业知识，更需要不同于常人的胆魄和准确把握市场的能力；同样，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或者政治家，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做积淀，更需要一种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不容忽视的是，人才的成长还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因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不是仅凭文化课考试分数所能决定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除了少数超常儿童外，人的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中小学阶段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学习文化课，也许能够成为一名“中考状元”或“高考状元”，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发展其它能力的机会，将来成为杰出人才的几率就会变小。相反，那些中等生或者所谓的“差生”，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发展了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走向工作岗位后，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知识，因而取得一流成就的可能性就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大学似乎也应该具备一些美国哈佛大学的勇气。据说，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夕，哈佛大学录取了上海复旦附中的汤玫婕同学，而这名学生在400名学生中成绩只能排在100位左右，学校对她评价是“她不是我们学校最好的学生”，她从来没有在各类数理化竞赛中摘金夺银，甚至连奥数课都没有上过，那么哈佛看中她的是什么呢？

从哈佛入学的申请表中得知，汤玫婕同学担任过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辩论队成员，还作为交换学生，到美国著名私校西德威尔中学修学过一年。甚至在那里，也被好表现的美国学生称赞为“学生领袖型人才”。哈佛不需要只会考试的机器，入其法眼的，是这样一些学生：有鲜明的个性；有学术精神；有领导能力。哈佛所培养的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是在政治、法律、金融、管理和学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哈佛重视的一个年轻人的综合素质，从适应能力到创造精神，从博雅文化到领袖气质。

由此可见，中小学阶段乃至大学阶段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是应该有所改变了，实施素质教育要求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并真正付诸教育实践，我们企盼这一天的到来，到时我们将不再会有“遗憾”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