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不要管我》一贴出，引发了博友们关于英雄的热烈讨论，但是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本意，朋友们可能被我那本是戏说的文章误导了。我在该文中提到的三件事，是想引出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在年轻的中尉参谋和因电话中和男朋友吵架就轻生的轻贱女人之间，在小北京和半麻袋橡子之间，在我和惊马之间，应当如何处置或取舍。这其实再一次触及到我曾经触及并会逐渐展开的一个前沿学科：比较生命学或相对生命价值论。希望朋友们以警惕的眼光继续关注。

下面继续。

马上要过年了，想起我在云山过的一个难忘的年。

那是我到云山的第一个年。那时，我们知青组织了两个宣传队。离过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两个宣传队一商量，决定联合编排一台反映旧社会穷人过年的忆苦戏。剧情当然是最流行的：年关，地主狗腿子到长工家逼债，抢走年幼的女儿，逼死年迈的父亲，年三十儿晚上，一家人家破人亡。就是这么个没什么创意的东西，却被我们演绎的分外出彩，这和我们演员的外形逼真和表演投入有直接联系。来看看我们的这些演员：演儿子长工的是我在《小芳》一文中提到的小辉，身形高大，完全符合北方农民汉的形象，演他妻子的徐瑛现定居香港；演长工父亲－爷爷一角的是北京知青小何（头几年因病去世了）。小何长相偏老，天生就是一幅苦相，演戏时一哭起来鼻涕眼泪横流，可埋汰了；演奶奶的就是后来成了小辉妻子的小芳，她演奶奶根本不用化妆（见《小芳》一文）；演小孙女的是老职工的孩子。然而戏里亮点，却是几个反派人物：帐房先生的扮演者吴三桂，认识他的人都会觉得，所有影视作品中的帐房先生一定是按照他的样子去塑造的，两个狗腿子，是北京知青白干儿、冰棍儿，听外号就知道这俩什么样：干瘦、罗着背，再加上平时就是吊儿郎当的作派，整个儿一个本色演出。我？我干什么了？那可多了：策划、编曲、音乐总监、舞台调度、司幕、司锣以及反派替补。参与策划的有白干儿、有小翁，白干儿的父亲是总政文工团的。但是和王家卫一样，我们也没有剧本，每次演出的台词都不一样，都是根据剧情发展由演员即兴创作。音乐采用的是阿炳的江湖水，由我根据记忆写出简谱（五线谱我不会），然后交给拉二胡的小翁和吹笛子的津生。小翁当时是果木技术员，他拉起二胡来，双目紧闭，摇头晃脑，浑身乱颤，特别的投入。（后来因饮酒过度死了。）经过几次合练，我们的忆苦戏就在大年三十儿的头天晚上，在大食堂兼礼堂隆重上演了。

低矮的舞台被厚重的幕布遮掩，台下的长条凳被早来的人坐满，晚一点的只好站在窗边的过道上，平时雪亮的汽灯也被有意调暗了。全场安静了以后，幕后的我手持锣槌向小翁一指，江湖水那凄楚哀婉的旋律就从他的指尖流淌出来。幕前闪出的小乔，用她那极富感染力的次女高音，颤抖着念出大段的解说词，呼应她的是小翁时强时弱、如泣如诉的二胡。他二人的相互唱和，为演出作了极好的铺垫。台下已经有人在小声的抽泣了。随着我一段由缓渐急、由弱即强的滚锣，不祥的预感立刻抓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大幕被我缓缓的拉开，台上是因为没有钱交租而一筹莫展的长工一家。当账房先生和两个狗腿子气势汹汹的冲上台时，前排的小孩捂住了眼睛。演到狗腿子打死爷爷、抢走孙女时，津生那凄厉的梆笛推波助澜的加了进来，把全剧的气氛推向高潮。每每哭声一片。

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不仅在六连一再加演，而且应邀去其他连队演出。到哪儿都受到热烈欢迎。

但演出也有不顺利。每场演出，都会被群情激奋的口号打断，而且只要有人领着喊口号，演出就要中断，台上的演员，包括狗腿子，都要跳出角色，跟着一起喊口号。好在这种角色的跳入跳出基本上没有影响演员的表演，有时反而会起到调动演员情绪的作用。出问题最多的是狗腿子白干儿。他出场时本应是凶神恶煞一般，可一上台他先哭个不停，比长工还哭的利害。只好退到后台。再出来，又哭。如是者三。这时，只好由我这个幕后调度临时客串顶替他出场，当几回狗腿子。

那个年，我们过的充实、满足，真正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只是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看，那时候，天安门前的石头狮子还可以爬上去照相。）

（要过年了，不写了，节后见。祝朋友们鼠年吉祥，事事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