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人到母亲 （三）

母亲：刘红燕，LVMH时装集团中国北方运营经理

女儿：优优，2000年6月出生

人类女性的内在本能使她趋向最终创造并照料她的新自我——她的孩子。青春期的荷尔蒙每个月都提醒着女性她自身内在的潜力：完成人生最有实在价值的事业——生育并抚养她的孩子。…男性虽然在我们文化中享有诸多优越，却没有与生俱来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通道。

                                           —Michael Gurian《The Good Son》

刘红燕告诉我关于她女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她们母女俩都是6月份生人，同属一个星座。

优优是在法国出生的。选择去法国生孩子，刘红燕考虑到的是在那里可以采用无痛分娩，也有一些医疗保险方面的便利。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她更加信任与自己已经有了5年医疗关系的法国医生。

“我对中国医生没有安全感，”刘红燕解释道。两相比较，她觉得中国医生和病人之间缺乏平等的沟通，大部分中国医生不重视病人的知情权，不耐烦对病人详细解释病情以及医疗方案。“法国医生更有人情味儿，”在法国，孕妇不被视为病人，医生也象是多年的好朋友—其实说是朋友，也不过分，毕竟是跟踪自己档案5年、对自己身体状况了如指掌的医生，医生和自己互相了解、互相信任。

而且，在法国，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绝对是由大夫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来作决定。产妇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麻醉，也可以选择是否母乳喂养。

刘红燕选择了麻醉，也选择了母乳喂养。但是她没有选择像中国传统那样坐月子，“在法国，妈妈都是自己照料孩子，一切都采用自然方式，很健康。”

女儿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刘红燕带她回到中国，自己也重返职场。整个产假用了五个多月，多亏老板通情达理。

有了女儿，对刘红燕而言，是“另外一种情感体验，是对生命成长过程的体验，也是对自己生命的重新体验”。同时，回想自己的童年，刘红燕对女儿采用的，是与自己父母截然相反的教养手段。

刘红燕认为自己的童年过的十分不愉快，是在严格管束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姐姐，我总是被要求让着弟弟。”刘红燕回忆道。一次弟弟从高处摔下来，跌破了头，还没到学龄期的刘红燕受到责打，并被迫在弟弟床头罚跪，这件事情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痕。“记得我才11 岁，每天一到放学时间，就紧张的不得了，不断地看表，要及时回家做饭。”

“我认为这是父母不负责任的表现，”刘红燕这样总结。“他们把大人应当负的责任强加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从小到大，刘红燕经常感觉到父母给儿女施加的爱的压力。“而当时他们在社会上所承受的压力，也发泄在孩子身上。”

因此，刘红燕对自己女儿最大的关注、最大的期望，就是她是否快乐。她对女儿采用的是自然教养方式，自始至终顺其天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优，心态十分平衡，“没有不良状态，也从来不让人觉得她难带。”刘红燕说。即使跟随父母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欧洲旅游，优优也很懂事，从来不在飞机上哭闹。

“女儿每天都会让我惊奇，我对她的感情可以说是爱慕，甚至是敬仰 (admire)，”刘红燕热切地告诉我。“她是那么漂亮，那么聪明！”

女儿刚满两岁，刘红燕就把她送到北京的法国学校上幼儿园。这也是仔细对比了中国幼儿园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

“我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没有信心，”刘红燕第二次直率地批评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幼儿园，即使是那种很高级很昂贵的地方，对孩子采取的也是保姆式管理。如果你翻看她们对孩子的纪录，你会看到：8点钟送来，9点钟吃饭，10点钟拉屎，等等，倒是让家长放心—孩子的一切都很规律。”

法国幼儿园的老师，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孩子的吃喝拉撒。比如，刘红燕从法国老师那里得到的第一份报告，就充满了法国式的浪漫情调：“我们已经顺利地度过了这个学期的第一个星期，小朋友们在这一个星期里学会了适应集体生活，还有个别的小朋友有时会哭鼻子。秋天来了，我们要庆祝秋天的到来，请父母在上班路上捡一些秋天的叶子，让小朋友带到学校来。”

一次，优优在幼儿园被别的小朋友咬了一口，刘红燕去接孩子时，老师很认真地向她汇报了这件事情。当时刘红燕没有在意，觉得这是小孩子之间经常发生的打闹。待到回家，看见女儿脸上红红的伤痕，不禁心疼万分。优优爸爸更是很激动地要刘红燕找学校算账，要求他们承担保护责任。给女友打电话讨主意，女友干脆地建议：告他们！

刘红燕当晚给校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第二天带给优优的老师，请她自己酌情是否呈交校长。第三天送孩子去学校，校长就在门口等着刘红燕，把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一点一点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也建议刘红燕适当让优优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我原以为他们会给我来一套法国人典型的Ce la vie! 就不管这事儿了，”刘红燕颇为感叹。

在对女儿一点一滴的教养过程中，刘红燕渐渐产生一个梦想：“如果我有足够的财力，我会去办一项公益事业，我自己去当老师，给所有的小宝宝们一份充满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