掺沙子原本是农民所干的活计，旧时建房垒墙和泥时须在泥土里掺些沙子、稻草之类的物什，以增强泥土的附着力，减少裂缝现象；或者是在种植农作物时，给泥土里掺加一些沙子，以增强土壤的透气性，防止土壤板结，植物烂根。后来，大致也就是上世纪中期前后，有人把这种农业现象引入到了政治学范畴，把对于组织机构以及人员结构的改变亦形象地称为“掺沙子”，就赋予了它特别的涵义，使它的内容更为宽泛了。

杨绛曾经在世纪末写过一篇有关“掺沙子”的文章，回忆自己一生中所遇到的最难以对人启齿的一段受辱的经历，“我们仨”的形象都被蒙上了阴影。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掺沙子”到“流亡”》，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文章的开首就可以看出来龙去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她的家里，由组织安排，住进了两位年青的“革命群众”夫妇，果然气场失调，以至于纠缠扭打在了一起，结局以“我们仨”的出逃作结。杨绛后来说，“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因而这篇文章，不见收录于杨绛的任何一部集子。

这只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掺沙子”的现象，据一些资料考证，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在组织机构调整、人事安排等方面，这样的手法亦曾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初可以推进至革命初期，晚可以迁延至文革以后。其实翻开一部中国历史，政治学上的所谓“掺沙子”的手法，倒是随处可见，只是称呼上并没有“掺沙子”一说，因而“掺沙子”的说法，可以说是一大发明，确乎是形象极了。

我亦曾有被“掺沙子”的经历。有一年，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办公室显然不够用了，需要“加塞”，头儿不好意思，就找我谈话说，也是实际困难，这样吧，给你办公室安排一位年青人，平时写写画画、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也方便。自己心里虽然不愿意，但头儿的话听起来还是很舒服的，也是只好如此了。倒也相安无事。过了大约有一年时间，换了头儿，有一天来办公室说，这位年青人不错，可以调整他到别的岗位工作，你这里，打算让老袁过来，你们两位领导坐在一起，他毛病较多，年青人和他在一起容易学坏。果然，我的噩运就降临了。这位老袁，打嗝放屁、抽烟呼噜，肆无忌惮，我虽老矣，抵抗力亦并不如年青人能好多少，索性亦是和他沆瀣一气了。天可怜见，两位年老的臭男人，用陕西话说，都在“胡董”，二十平米的空间，可以想象是怎样一幅不堪的模样。好在又过了一年，单位搬迁新址，终于又有了宽松的办公环境，心情亦是舒畅多了。

另一次被“掺沙子”的情形比较特别。是在新址，有一天突然开门，楼道上上级检查组正好经过，是检查个人办公用房面积是否超标的，其中一人说进去看看吧。射枪扫描，超出了半个平方，于是整改，挨墙添置了一套桌椅，也不坐人。时间长了，自己亦有些烦，就对管理的人说，搬走吧，要么重新调整办公室，或者把半个平方让人隔起来，摆放一套闲置的桌椅，这不是形式主义么？说亦没用，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好在，不久岗位变化了，到了另一个办公室。

据说，和“掺沙子”一起，被活学活用的两个名词，“扔石头”与“挖墙脚”，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红极一时。而所谓“扔石头”，就是指把对方的次要人物孤立，或者打倒；而所谓的“挖墙脚”，就是指把对立系统的人物挖过来为自己所用。“掺沙子”，仿照的诠释就是，把自己的人安排进其他的系统,干扰这个系统的运行。真是，精明，而又阴险极了。政治真不是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