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风水术专著同时并行的，尚有以议论文形式出现。兼可视作文学作品的众多有关论述风水的篇章。其中如魏时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言吉凶摄生论》，唐代吕才《五行禄命葬书论》，元代赵芳《葬书问对》、《风水选择序》，明代吴翰《风水问答》。“阴气抱阳。阴阳宅者，即龙也。”《水龙经·总论》也说：“若只取大荡，阳宅尚有归收，阴墓必难乘按。”

    对于阳宅的重要，《黄帝宅经·序》明确指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横，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为真秘术。”接着又说：“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为此，结论是：“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萁例焉。日见耳闻，古制菲一。”

    因为有着这种“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的传统说法，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阳宅风水的好坏，寄予了十二分的重视。《晋书·魏舒传》记载，魏舒幼年丧父，寄养在外祖父母的家里，后来“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父母见魏舒年幼聪慧，认为一定会应相宅者所说的话。魏舒也说：“当为外氏，成此宅。”这里，魏舒的意思虽然是说，我长大后要好好努力，干一番事业，以证实舅氏门宅当出贵甥的相法，并且从此以后，“宅相”还成了外甥的代称，可在另一方面．却为我们道出了当时相宅风气的盛行，和人们对居宅风水的重视。

    在古人的眼里，这种阳宅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代吉昌”或“门族衰微”的说法，并不是什么耸听的危言。在《晋书》里，还另有上党鲍瑗家因为“安宅失宜”，而多丧祸贫苦的记载。当时，鲍瑗多丧祸贫困搅扰得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便去请教淳于智。淳于智占卜后，根据所得卦象说：“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鲍瑗回答：“是也。”淳于智又问：“此人已死耶?”鲍瑗回答：“然。”接着，淳于智说：“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宅东北有大桑树，君径入市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折新马鞭者，请买还，悬此三年，当得物。”鲍瑗听了他的话，前去市上买来马鞭，把它挂在大桑树上三年。后来鲍瑗浚井，“得钱十万铜钱，杂器复可二十余万”，于是家道中兴。

     文献记载，三国时，吴国孙皓流徒丁奉一家。到了晋朝，丁家的旧宅先后住过的有周凯、苏峻、袁真、司马秀等大户人家，然而“凶败”。此后，又由臧焘去住，“亦频遇丧祸”，所以当时有个名叫王富绰的人，平时“常以正达自居”，认为“宅无吉凶，请为宅，未经择吉，即造筑，结果未居而败，”

    为了望知人家宅第的吉凶，《地境图》“望百家宅法”的说法，很有趣，书说：“有赤气者，家有泛财。白气入人家，有财不保。黑气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气者，有银，地宝也。”

阳宅风水既然直接关联到一户人家“家代昌吉”或“门族衰微”的根本问题，那未阴宅风水的重要性又怎样呢?

所谓风水术中的阴宅，指的就是坟墓。《礼·杂记上》说：“大丈夫卜宅与葬日。”注疏说：“宅为葬地。”由于住宅和葬城都好称宅，所以为了区别，人们就把葬地称为阳宅。如水《水浒传》一百二十回就说：“我若葬于此地，堪为阴宅。”人死了要进坟墓，因为古人看重丧葬，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阴宅风水重要性，非但丝毫不减阳宅。并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唐新语》是唐代刘肃著述的，书中卷十三说：“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绣服明器，罗列千里，这样的大摆阔气，还有什么吉利可言?而且这样千里的罗列下来，显然也不符合风水术择墓原则，所以两者合在一起，就难逃“坟土未干，家毁子死”的灾难了。

宋代方勺《泡宅编》卷上，也曾谈及阴宅风水的重要性。会嵇山是东南的巨镇，周围占地大概有十里之广。山的北面延出好几个垅，由于风水奇佳，选择在这里落葬的人家纷至沓来，然而墓地占者正垅的，即赵、陆两家的祖坟而已。垅上两家祖坟的位置，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过来好象几案似的，而案外又有尖峰耸起，名叫梅里尖地，又叫文笔案。占着这样的好风水，所以陆氏葬后，孙子陆佃当上了尚书的大官；赵氏葬后，曾孙赵掂，也登上了太子太师的高位。结果“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文末作者叹羡：“二垅同一山，而有曾孙追贲于九泉，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