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蔚华

简帛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热潮，这和简帛考古不断发现新出土文献相联系。记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一大批兵书汉简时，就出现过研究《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一次高潮，紧接着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了汉初诸子的帛书，引起了世界汉学界的轰动，又一次出现了简帛研究高潮。90年代以后，由于湖北出土郭店楚简和其他地方新出土文献以及上博竹书的问世，再次出现高潮。

这本来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盛事，特别是上博竹书的刊布，被学者视为“国之重宝”，是当今我辈学人的“福气”。值此凝重的喜悦气氛之中，本该倾心于研究、评估、领受其重大学术价值，不该对其真伪问题说三道四。但是笼罩在上博竹书身上的重重迷雾不进行廓清，研究就失去了根基。这是一件不容回避的科学问题，只有弄清了真相，国内外学者才能放心地钻研下去。当前的问题不解决，留下去就会成为悬案，靠后人解决，像《竹书纪年》那样，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人正是出于此意，才冒昧提出问题和学术界诸公探讨之。

首先需要指出，上博竹书来源于盗墓者销售的竹简，这是引起质疑的基本前提。上博出于保护和抢救出土文物的良好动机冒险购进这批竹简，本身无可非议。购进以后，除了要做馆藏的一系列保护措施以外，最重要的是补做竹简真实性的精细鉴定工作，并公诸于世。因为竹书是要学者长期进行研究的，必须提供如同考古发掘报告一样精确的事后的竹书检测报告，检测的结果必须公开，这是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所要求的。考古和盗墓不同，不能不和盘托出，甚至出土文物出土时的状况和位置都要准确无误地标明，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例如清点出土文物时突然发现有的文物没有编号入册，为了防止有意混入，只好忍痛弃置一旁不用，也不能入典。这是人所共知的规矩，也就是不容忽视的学术规范。

我们从上博购进这批竹简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当事人会上的介绍，至于上博内部进行的检测过程和验收会议及有关专家鉴定，一律没有公开。特别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有炒作的痕迹，什么“解密公布”、“初露真容”，烘托神秘气氛。如果这批竹简只限于馆藏，只供参观，这样做无可非议。但要公开出版竹简的图板和释文，那就必须首先公布正式的能够确认竹简真实性的所有检测与鉴定报告，这是不能保密的。学术研究不是暗箱操作，尤其对于购进的盗墓走私竹简更需如此。不合学术规范的学术研究，是走不远的。我正式建议：上海博物馆要补做这项工作，向国内外学术界公布竹书的正式鉴定报告，出示有关的检测证据。这些报告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它必须和考古发掘报告一样经得起严格的审查和检验，不能只限于内部检测、内部验收、存档入库。因为竹书列为国家文物，不属于私人收藏，所有科学鉴定，必须公诸于世，对其真实性，向国内外学术界有明确无误的交待。盗墓者向来会利用博物馆抢救出土文物心切，在事先不能得知发掘事实和没有科学鉴定的条件下以高价出售。

朱渊清先生发表的《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下称马谈），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系统一份证明竹书是真品的文字。朱渊清带去了学者们的担心，反复询问会不会是盗墓者出售的假简或混入部分假简，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肯定的，竹书绝对无假。然而所提供的根据，依然不能有力地排除盗墓简有作伪的可能。

盗墓者往往也是制作假竹简的能手，他们有作伪的主观动机，也有作伪的技术手段。作伪者大多十分了解对竹简进行科学鉴定的基本做法，很容易有针对性地采取作伪措施，让购买者难以识别出来：

马谈：“我有十足的把握这是真简。有三个判定依据。首先当然是这些摹本的文字和内容，这些简的文字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我还请张光裕先生特别观察了书法和墨色；简文内容涉及广泛，有与传承文献相对应的，也有完全不见于传承文献的，决不是作假所可能。第二个判断依据是竹简暴露于日光下是否变色，自然光中有紫外线，出土竹简在日光下因此会很快碳化变成黑黄色。第三个判断依据是竹简离开水环境后是否变形，真的出土竹简脱离水环境后由于水分蒸发引起引力不匀会很快变形。这些都决不是伪造竹简所可能做到的。”

其实马馆长说的这三点，在现代作伪技术下，是很容易躲过去的。

一是关于竹简材质的检测，利用出土的竹木原料制作假简，或利用收集到的出土素简，或配以部分真简做陪衬，都可以逃过收购者放射性元素的测试。

二是关于竹简的文字字体和书法，作伪者完全可以依据古字临摹，以假乱真。已经出版的竹简版图是大量可以临摹的字书。许多学者在考证简文时发现，其书写的字体酷似郭店楚简，李学勤先生在“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这批上海博物馆藏的竹简，是盗墓的人从湖北荆门盗出去的。”说明它们太相像。据马馆长介绍出售这批竹简的“香港商人主动送上门来的。字书是战国楚文字字书，有相当分量，十分重要。”前两批竹简卖得很顺手，第三批干脆送货上门，连作伪者可以随意临摹的“战国楚文字字书”的竹简都一古脑儿卖出来了，竹简有字迹摹本可以仿效，这本身就是临摹的证据。他们得意得简直有些嚣张了。

三是关于墨色的时代问题，必须用高科技手段才能检测出来。盗墓者收集出土古墨并不困难。如果你鉴定不出墨的时代性，他们很可能使用现代墨进行临摹；如果能够鉴定出现代墨，他们就用明清墨，这种古墨现存最多，也可以逃过你的粗检。如果你检测出竹简用墨是先秦烟墨，那么竹简就是真的，因为这种墨早已绝迹。如果检测出用的是唐宋古墨，这种墨很罕见，本身价值很高，大量用这种古墨太不合算。我国墨检专家可以用精密仪器检测古墨迹，使作伪者难逃法眼。

四是竹简商人竟敢送货上门，直接和博物馆见面，这就为我们弄清真相提供了追查的线索。

学术界研究出土文物，我认为，应当严格遵守三项准则：一是遵守学术规范；二是应有科学态度，对竹简进行科学鉴定和科学研究；三是要有法制观念，对不法盗墓者有负任进行追溯，不承担为其保密的义务。如果一经发现其中有假，或受骗上当，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就应当会通政法部门对其立案审查。只有回收的是真文物，才免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正是基于学术规范，科学态度，法制观念这三条准则，笔者才率直提出质疑，供有关方面和诸位同仁参考。

特别需要提起的是，正当国内外掀起研究上博竹书的热潮之际，离奇地发生了主持收购这几批竹简的马承源前馆长非正常死亡，在全国文化学术界痛挽这位著名学者的时候，难道不需要反思一下其中的原因，深思一下同购进盗墓简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我有幸在一次上海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得识承源同志，事后还有过一些交往。依我对这位睿智笃实学者的了解，简单地把这一非正常死亡说成他患有抑郁症所致的自杀行为，是绝对不准确的。

国家应该关注并过问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