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异地任职是防腐的重要举措

据媒体报道：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以来，干部缺口较大，仅省管地（市）级干部缺口即达300多人。选任干部也难。王儒林就曾透露说，“在一个重灾区的市，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发现寻找能够做县委书记的人选，省委组织部在这个市直接谈的有622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名单，排第二位的，比较靠前了，谁知半个多月时间内就被牵扯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者，排位靠前，还打包票没问题，推荐他的人也不算少，结果一个月内也掉进去了”。

不过，近一段时间情况似乎有了改善。据报道，继陕西两名70后县委书记跨省调入山西任职后，河南济源市委书记王宇燕、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张吉福，又分别跨省调动到山西运城市、大同市任市委书记。终于配齐了这两个重要城市空缺已久的主官。若继续按照这个路子走，相信还会有较多的外省市领导干部入山西任职。山西的干部缺口及官员难选问题也将得到很好的解决。

山西的情况令人颇有感慨：看来干部异地任职大有可为。早该这样做了，或许山西的腐败问题不会如此严重，至少腐败“塌方”的面积与程度要小得多。

山西的“塌方式腐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就是贪官多“地产”。山西的贪官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看这些贪官的简历，发现有的人从“乡官”开始，步步高升，到县官、地官、一直到省官，几十年都是“扎根”本乡本土，几乎就没怎么“挪窝”到外县、外地。“本地为官”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腐败起来胆大妄为，无所忌惮。本乡本土知根知底，见面即是同乡、同学、亲戚、朋友，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机会多，还容易被地方老板“围猎”，官员抗拒腐败的警觉与能力基本丧失。二是以地域、同乡、同学、同宗划分，在本乡本土更容易形成小圈子，搞团团伙伙裙带攀援。团伙内部丧失党的原则立场，剩下的就只有利益互动贪赃枉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塌方式腐败”多在这一范围之内。三是地方官场形成“一潭死水”，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腐败风气根深蒂固。正气下压，邪气高涨，纵然有个别少数外来正义之士，也难力挽狂澜，甚至到了不同流合污就难以生存的地步。长期本土为官，绝对是山西出现“塌方式腐败”的根源之一。

其实，这些年，山西的情形并不“独”在山西，其它地区也广泛存在，只是程度轻重不同罢了。尽管中组部早有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诸如规定党政一把手、组织、纪检等部门主官必须异地任职等，但实际执行起来并不尽如人意。一是地方党政部门的重要岗位不只限于几大主官，有些副职或部门主职大权在握，常常能左右地方大势。少数几位主官的异地任职，并不能改变地方的权利格局。二是有些地区常常因人因地而“破例”，少数几位主官的异地交流也没能落实。笔者发现有的地方官员长期占据地方本应异地交流的要职，通过向上拉关系找靠山保官保位巍然不动。重要主官异地交流制度本身就不够完善，加上执行起来又大打折扣，实际上的回避与监督作用便微乎其微。许多地方的腐败问题频发，难以遏制，与此关系极大。

山西及许多地方官员的腐败“窝案”，给我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教训：领导干部的异地交流任职制度必须进一步改善，并加大力度坚决落实执行。首先是异地任职不能仅限于几大主官，重要的副职和要害部门的官员也应交流，交流的官员数量应大幅度增加。官员跨市、跨地、跨省任职应成为常态。其次是落实制度不能有“例外”，决不能搞因人因地而宜让制度落空，人财物等权利集中的部门主官决不能让地方某人长期把持。严格把住这一关口，应该是实现制度防腐、从源头治腐重要而有效的举措。